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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 | 鐘永寧: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如何為中西文化交流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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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 | 鐘永寧: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如何為中西文化交流鋪路?

2022年07月22日 19:23 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中新社廣州7月22日電 題: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如何為中西文化交流鋪路?

  ——專訪明清史研究者、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鐘永寧

  中新社記者 程景偉

  在中西初識階段,外國傳教士想要進入中國,被認為“比登月還難”。然而,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卻成功了,他早于中國人熟知的利瑪竇,成為第一個深入中國內(nèi)地長期居住的西方傳教士。

  明清史研究者、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鐘永寧近期出版專著《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他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這得益于羅明堅超人的稟賦、意志力和人格魅力,但更重要的是,羅明堅對于中國文化由衷地認同、尊重、熱愛,使他能在中國內(nèi)地長期居住,為中西文化交流鋪路,并貢獻諸多“第一”。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羅明堅是誰?他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難?

  鐘永寧: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1583年9月第三次進入廣東肇慶后,正式在中國內(nèi)地居住,成為最早進入中國內(nèi)地長期居住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當時,明朝政府除了允許朝貢的使節(jié)和澳門葡萄牙商人短暫進入中國內(nèi)地外,并不許外國人入內(nèi)地長期居住。羅明堅在1579年來到澳門后的四年里,或以葡商身份,或由廣東地方官員召見,四次進入廣州、兩次進入肇慶,但都因地方政府的反對或者官員的變故,而未能實現(xiàn)其長期居住的愿望。

《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發(fā) 受訪者 供圖
《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中新社發(fā) 受訪者 供圖

  第二次進入肇慶時,對羅明堅頗有好感的兩廣總督陳瑞,因受張居正牽連去職,羅明堅又未如愿。

  繼任的兩廣總督郭應聘,查辦陳瑞給外國教士劃地建房的公函,令傳教士再進入肇慶接受調(diào)查,羅明堅等抓住拜見當時肇慶知府王泮的機會,訴說自己仰慕中國文化,由西洋遠航而來,希望得一塊凈土建造住房,做中國順民。后經(jīng)傳教士多次請求,王泮在征得郭應聘的默許后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中新社記者:晚明時期,在羅明堅之前,很多西方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為何羅明堅率先獲得成功?

  鐘永寧:16世紀中葉,隨著葡萄牙人東來,在澳門立足,西方世界急欲進入中國。最早到達中國內(nèi)地邊境的耶穌會士是沙勿略,他在來到東方10年后的1552年8月,抵達當時中國臺山上川島,想通過廣州商人進入廣州而未成功,于當年12月在島上病逝。據(jù)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的研究,此后大概有50名神父試圖進入中國,但均告失敗。

  羅明堅能深入內(nèi)地長期定居,主要得益于多種因素。首先,他有超常的語言天賦,到澳門后排除各種困難基本學會了中國官話,具有當時其他傳教士沒有的語言交流能力。其次,他有超常的意志力,能忍受一般傳教士難以忍受的各種困厄,屢敗屢戰(zhàn)。第三,他對人溫厚、和善,具有人格魅力,官員、士人樂于與之交往。其四,他沒有文化偏見,對中國和中華文化有真摯感情,待人處事能將西方宗教的道德自律與中國士大夫推崇的道德節(jié)操相結(jié)合,因而能被當時官員、士人普遍接納。

  中新社記者:從羅明堅到利瑪竇,當年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目的是什么?二人有何共同點、不同點?

  鐘永寧:羅明堅1579年7月來到澳門,利瑪竇則是1582年7月,約晚了三年。利瑪竇從印度到澳門,羅明堅起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給上司寫信,推薦這位同鄉(xiāng)和同道。羅明堅第二次進入肇慶面見兩廣總督陳瑞時,說他還有一個剛來澳門的“兄弟”,其實他說的是廣義的兄弟,陳瑞以為是真正的兄弟,答應下次可將其帶來。1583年9月,羅明堅帶著“兄弟”利瑪竇進入肇慶定居。

廣東肇慶“東土西儒”利瑪竇大型浮雕。<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記者 黃耀輝 攝
廣東肇慶“東土西儒”利瑪竇大型浮雕。中新社記者 黃耀輝 攝

  在肇慶期間,羅明堅與利瑪竇在傳教策略上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他們都是當時耶穌會東方傳教的文化適應性策略的實踐者,比如先學好中文特別是官話,處理好與官員關系并爭取支持,特別是不能局限在廣東,要向外省擴展,自上而下傳教;又比如,以科學技術博得中國精英階層對歐洲文明的好感,走學術傳教路子。

  他們二人也有一些區(qū)別。同為文化適應,羅明堅仍秉持天主教原教義原則,利瑪竇更為實用和變通。而在試圖通過派遣教宗使團,勸說中國皇帝允準在中國傳教方面,利瑪竇比羅明堅更加理智。

  中新社記者: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羅明堅取得了哪些成就?為何他的名氣反而不如后來的利瑪竇?

  鐘永寧:作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之一,羅明堅進入中國內(nèi)地后,與中國士大夫中開明者友好互動,克服民族、文化的偏見與隔閡,把歐洲文化介紹到中國,同時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創(chuàng)造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多個“第一”:建立了晚明時期中國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學校,編寫了第一部漢外辭典《葡漢辭典》,第一次將儒家蒙學經(jīng)典《三字經(jīng)》譯成西方語言(拉丁語),寫出西方人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實錄》,繪編了西方第一本中國地圖集,第一次以西班牙文、拉丁文翻譯儒家經(jīng)典《四書》......

  幾百年來,羅明堅的形象在利瑪竇的陰影里淹沒不見,當中原因比較復雜,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羅明堅回到歐洲組織使團后,耶穌會總會沒有讓他再回中國。利瑪竇沿著羅明堅實施的適應性路徑,利用其奠定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從華南走向北京,登上西方傳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座高峰。其二,羅明堅進出中國經(jīng)歷的著述、向西方翻譯的中國經(jīng)典以及編著的地圖集等,因人為阻撓,未能公開出版。其三,在利瑪竇之后,大量傳教士東來,他們大多對利瑪竇崇拜有加,后來的研究者以及受其影響的社會大眾,也都把敬仰的目光投向了獲得巨大成功的利瑪竇。

羅明堅編《中國地圖集》內(nèi)部插圖。<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發(fā) 受訪者 供圖
羅明堅編《中國地圖集》內(nèi)部插圖。中新社發(fā) 受訪者 供圖

  中新社記者:羅明堅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對當今中西方交往交流有何啟示?

  鐘永寧:首先,開展文化交流,必須尊重文化差異,平等對待其他國家文化。在如何進入中國和歸化中國人的問題上,當時天主教內(nèi)部形成了和平傳教和武力傳教兩派,武力傳教派奉行“歐洲中心主義”,欲借重西方殖民者的優(yōu)勢和力量,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碾壓一切異端;和平傳教派尊敬古老而燦爛的東方文明,把中國文明看作與西方文明完全平等的文明。羅明堅就是后者的代表。

  其次,深入了解對方文化。否則,獲得的認識終歸停留在表層。羅明堅與當時許多傳教士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學會了中國文字,看過不少中國典籍,懂得中國禮儀,與士大夫吟詩唱和、密切接觸。

  其三,堅定本民族文化觀念和特點。羅明堅雖以“天竺僧”自居,骨子里依然忠實于自己的宗教原則。在其所著《天主實錄》中,他也不妥協(xié)宣揚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后來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則猶抱琵琶半遮面。羅明堅的倔強、率真,反而獲得了當時官員和士人的尊重。

  其四,注重雙方文化經(jīng)典的互譯傳播。這是為文化交流奠定基礎。羅明堅把《三字經(jīng)》、儒家經(jīng)典《四書》譯成西方語言(西班牙語、拉丁語),又以漢文編寫《天主實錄》,正是在做文化交流的基礎性工作。

  其五,應重視學習科學文化,吸收科學精神。人們看到當時明朝官員和民眾對西方器物好奇,包括對建筑、自鳴鐘、三棱鏡等,而自鳴鐘的機械裝置、器物背后的原理等則仍待進一步科學探索。

  作為西方“傳教士漢學”的奠基人之一,羅明堅的故事至今對中西方交往交流仍具啟示意義,他在促進中西文明互鑒過程中的諸多做法,仍值得借鑒。(完)

  受訪者簡介:

  鐘永寧,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yè),主修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編審,曾任花城出版社總編輯,現(xiàn)任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合著《守望中國價值——中國傳統(tǒng)文化理念二十六講》,發(fā)表《明代預備倉述論》《義凈對勃興海上“絲綢之路”的卓越貢獻》《明代江南濟農(nóng)倉初探》《十八世紀的湘米輸出與清政府的糧食調(diào)控政策》《十八世紀湖南糧食輸出與省內(nèi)供求效應》《清前期湖南常平倉與湘米輸出》等多篇學術論文,并多次獲國家級出版物大獎,被評為廣東省出版名家、廣東省出版政府獎優(yōu)秀出版人物。2022年4月,其著作《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由中華書局出版。

【編輯: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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