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杭州3月23日電 題：中阿之間為何需要更直接的文明對話？

　　——專訪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研究員阿德漢·賽義德

　　作者 張斌 鮑夢妮

　　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地帶，阿拉伯地區(qū)對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有怎樣的作用和優(yōu)勢？中阿之間為何需要更直接的文明對話？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在杭州就此專訪應邀參加首屆武夷論壇系列活動的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研究員阿德漢·賽義德(Adham Sayed，黎巴嫩籍)。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一名來自阿拉伯地區(qū)的學者，您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有怎樣的印象？

　　阿德漢·賽義德：我是一位經濟學博士，畢業(yè)于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現在在浙江工商大學工作。在中國學習、工作期間，我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國際關系，特別是阿拉伯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深厚關系。

　　阿拉伯國家與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聯(lián)系。在古代，中國皇帝派遣的大使曾前往西方，到達阿拉伯國家附近，讓兩個相隔遙遠的地方有了初步了解。在絲綢之路的繁榮時期，我們更是有著較多的貿易和文化交流。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的故事讓我非常著迷。這位古代旅行者足跡踏遍中國多地，包括浙江杭州、福建泉州。

　　然而，三四百年前，殖民勢力的介入打斷了我們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直至今天，很多阿拉伯人對于中國的了解并不是來自中國本身，而是經過西方的“過濾”。相比西方渲染的中國形象，我眼中的中國是包容開放、和平發(fā)展的。

　　以我經常去的浙江義烏為例，這座小縣城已經是全球知名的經濟貿易中心。第一次去義烏時，那里的繁華景象讓我嘆為觀止。當地給阿拉伯人等外國人提供了極佳的工作環(huán)境、商業(yè)環(huán)境，許多人在那里找到了事業(yè)和家庭，能沒有障礙地做生意、賺錢。在義烏，可以看到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人和諧共處。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巴基斯坦人、拉丁美洲人……他們都帶著自己的文化，在這里找到一個共同的空間。

　　我去過的貴州，也有中國發(fā)展的另一個縮影。那里的地理環(huán)境稟賦有限，政府通過發(fā)展大數據產業(yè)來克服困難。這種勇于創(chuàng)新和突破的精神讓我深受啟發(fā)。

　　作為學者，我有責任和義務去告訴人們關于中國的真實情況，去揭示那些被曲解和誤解的事實。20世紀30年代，祖籍黎巴嫩的醫(yī)生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來到中國，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不僅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還積極參與了中國的醫(yī)療系統(tǒng)建設。他在這里度過了自己的一生，為中國的發(fā)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每當聽到他的故事，我都深感震撼和敬佩。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強調媒體和學者的重要性。我堅信，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誤解和偏見，而是直接的對話和交流。我們不需要任何人在中間傳話，我們需要的是真實、坦誠的對話。

　　中新社記者：地處東西方交匯地帶的黎巴嫩，應如何參與中阿之間的文明交流與合作發(fā)展？

　　阿德漢·賽義德：黎巴嫩是東西方的十字路口，它位于通往歐洲的大海之畔，連接著土耳其、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地。黎巴嫩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地理位置上，更體現在其作為東西方歷史和文化交匯點的角色上。盡管是小國，但黎巴嫩人民因善良、熱情和多語種特點而聞名，這也反映了我們在歷史上就曾發(fā)揮促進交流的獨特作用。

　　近年來，阿拉伯國家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日益密切，促進了地區(qū)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的勸和促談——例如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握手言和，為地區(qū)帶來了新的希望與機遇。

　　地處戰(zhàn)略要地，黎巴嫩歷經殖民時代的磨難，如今還面臨來自多方的挑戰(zhàn)，包括敘利亞戰(zhàn)爭和美國的制裁。這大大增加了黎巴嫩與中國開展合作項目的難度，進一步加劇了困境。和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黎巴嫩有著巨大的潛力和希望，與中國合作將有助于地區(qū)穩(wěn)定與繁榮。盡管歷史的沉重包袱仍然存在，但我們應該從過去汲取教訓，獲取經驗，著眼于未來尋求合作與發(fā)展，為人類的美好未來共同努力。

　　中國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個面向未來的項目，展現了中國愿意為世界和平與發(fā)展作出貢獻的決心，吸引了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qū)的參與。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我盡最大努力了解中國，向其他人展示真實的中國，包括其歷史、文化和未來規(guī)劃，不僅是因為我愛中國，更是因為我熱愛我的同胞，熱愛我們的未來。

　　中新社記者：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相比，展現了東方文化的哪些獨特性？

　　阿德漢·賽義德：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不僅僅表現在經濟模式上，更體現了兩種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

　　西方的現代化往往建立在對其他國家的控制和剝削之上，這種歷史積累使得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處于相對優(yōu)勢地位。然而，這種優(yōu)勢是建立在戰(zhàn)爭、殖民和剝削的基礎上的，比如西方國家在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的歷史。他們通過這些不公平手段來獲取利益，而不顧他國的發(fā)展和民生。這種西方現代化模式被稱為“零和博弈”，即一個國家的發(fā)展必然導致其他國家的損失。

　　相比之下，中國式現代化走出了一條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模式強調“共贏”，即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實現多方共同獲益。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政府不僅僅關注自身發(fā)展，也考慮到了周邊國家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例如，在國際合作中，中國一直秉持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在國際援助中，中國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實踐“共贏”的理念。以中國對非洲的援助為例，中國不僅僅提供了經濟支持，還致力于推動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合作、人才培訓等，并鼓勵非洲國家發(fā)揮自身潛力，實現自主發(fā)展，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對其進行干預和控制。這種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援助模式，贏得了非洲國家和人民的廣泛認可與支持。

　　中國式現代化也體現了東方文化的獨特性和優(yōu)勢。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強調“天人合一”“和諧共生”，注重社會整體的利益和穩(wěn)定。這種文化傳統(tǒng)使中國人更加注重團結合作和共同發(fā)展，與西方國家注重個人利益和競爭不同。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這種集體主義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促進了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中國的成功經驗為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近年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取得了哪些積極進展，如何深化？

　　阿德漢·賽義德：中國在過去，特別是近幾十年來都向世界展現了開放的一面。中國自絲綢之路伊始，就已經向世界開啟了大門。中國與世界的貿易長期保持著開放。中國的開放不僅僅是一種政策選擇，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文化傳統(tǒng)。這為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盡的機遇和福祉，也為外國人提供了一個實現夢想的平臺。

　　作為一個在中國生活了9年的外國人，我感謝這里給予我無盡的成長機會?，F在，越來越多人選擇到中國，因為這里有豐富的機會、安全的環(huán)境以及友好的人民。我初來中國時，沒有多少黎巴嫩人來，但現在情況已大不相同。在阿拉伯地區(qū)，比如沙特阿拉伯、阿聯(lián)酋和卡塔爾，已經開始在學校教授漢語。在黎巴嫩，許多家庭開始意識到學習中文的重要性，并嘗試教授孩子們。

　　這種克服語言障礙的直接溝通和聯(lián)系十分關鍵，但時至今日仍不夠緊密。比如，我觀看過許多中國電影及反映中國歷史和現狀的節(jié)目，但他們大多只以中文呈現，缺乏多語種翻譯，這使外國觀眾難以深入了解真實的中國。而直接將中國文化、歷史傳遞給其他語言受眾，特別是借助視頻、短視頻等形式，是增進相互了解的關鍵。我相信，隨著相關領域的推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聯(lián)系將更加緊密，相互理解也將更加深入。(完)

　　受訪者簡介：

　　阿德漢·賽義德(Adham Sayed)，中文名楊航。黎巴嫩籍，出生于1988年，現任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研究員，在華中科技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著有《堅定：一個外國人的武漢日記》。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經濟發(fā)展和國際關系。他的論著曾發(fā)表于《經濟研究》《中國與阿拉伯研究》《當代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