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黃平：面對不確定和高風險時代，中國如何未雨綢繆？

　　中新社北京5月10日電 題：面對不確定和高風險時代，中國如何未雨綢繆？

　　——專訪中國社科院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

　　中新社記者 李雙南

　　當前，世界愈趨不確定與高風險，全球化面臨諸多挑戰(zhàn)。 中國如何未雨綢繆？如何堅定不移地推進共同富裕謀發(fā)展？作為世界的一大重要變量和發(fā)展與和平的動力，中國能給世界帶來哪些理論創(chuàng)新與制度貢獻？中新社“東西問”專欄就此對中國社科院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進行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不確定和高風險時代。中國如何未雨綢繆？

　　黃平：18-19世紀開始工業(yè)化的初期，人們曾經歷過不短時間的混亂，之后雖有經濟危機乃至世界大戰(zhàn)，但仍以為，甚至堅信可以找到某種確定性或者叫規(guī)律和秩序的東西。但是幾個世紀下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人們經歷了“9·11”、2007-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引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加上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如氣候變化、病毒肆虐等，“不確定性”反而成了關鍵詞。因為這些危機打亂了既定秩序，顛覆或動搖了以為已經有或者可以找到確定性規(guī)律性的傳統(tǒng)認識。

　　另外，隨著現代社會知識的推進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人們原以為，過往由于對自然不了解而產生的風險會逐漸降低。然而，上世紀發(fā)生的古巴導彈危機、切爾諾貝利事件等，已經顯示出現代社會的高風險特征。現代社會越來越把人們的生活寄托在個體無法駕馭的系統(tǒng)中，比如金融、電力、信息等系統(tǒng)。在某種程度上，現代化水平越高，社會風險反而也越高。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高速度、高效率發(fā)展帶來了高收益，以致現在已罕有人徹底否認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要預防各類風險與不確定性，防范種種危機與“陷阱”。

　　毫無疑問，中國已深深卷入全球化，并要在現代化道路上，沿著人民提高幸福與生活質量、國家實現強盛與民族復興的大道上繼續(xù)前行。同時，今天的問題已不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因為中國已經深深地嵌入世界之中，且是世界的一大重要變量和發(fā)展與和平的動力，而世界各地區(qū)、各國家的變局也會牽動和影響中國。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更強調底線思維與風險意識，正是戰(zhàn)略上的未雨綢繆。我認為，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高風險，中國要有短期、中期、長期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和各種應對不確定性的可行方案與實際步驟。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國在推進共同富裕。請問，共同富裕為何是中國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黃平：經濟社會發(fā)展不是一跺腳、一夜之間就能達成各項目標的。從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三十年，是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趕走殖民者侵略者，廢除不平等條約，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歷史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一方面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另一方面國家面臨“一窮二白”的境況，發(fā)展的起點很低。經過30年的探索，找到了改革開放這關鍵一招。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在策略、方法、步驟上形成“讓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通過先富帶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思路。

　　時至今日，中國推進共同富裕至少有三大意義：

　　第一，推進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順理成章、理所當然、題中應有之義，既是建黨、建國的初心，也是改革開放的初衷和目標。1949-1978年這前三十年的發(fā)展，奠定了中國很多基礎，比如掃盲與基礎教育、基本健康與衛(wèi)生事業(yè)、農田水利建設、完整的國民經濟工業(yè)體系等。迄今，改革開放已有四十多年，我們國家已經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并正在強起來，已具備從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向共同富裕目標邁進的條件。

　　第二，共同富裕不只是體現在經濟和收入層面，也要在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住房、美育、生態(tài)等多方面努力。在解決貧困問題、實現小康之后，就要建設現代化強國、實現現代化。而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是共同富裕的過程。當前，已有浙江省高質量發(fā)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qū)，先做試點，但其他地方如“老少邊”(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qū)、邊境和邊遠地區(qū)、貧困地區(qū)的統(tǒng)稱)和相對發(fā)展滯后的地區(qū)也不是“等靠要”，而要通過自身發(fā)展、自主發(fā)展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和公平發(fā)展。不同地區(qū)雖有不同發(fā)展階段與特點，但都應通過勤奮勞動與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去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共同富裕既是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之路，也是法治之路。市場經濟的另一面是法治保障，對于偷稅漏稅、違法亂紀的行為，當然要依法懲處，這不是“劫富濟貧”，而是按照現代社會的治理模式與制度要求的必須作為。企業(yè)無論小大還是公私，都必須合法經營，合法納稅。企業(yè)家經營要遵從經濟規(guī)律市場規(guī)律，同時也要遵守社會法律、符合社會公德。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中國是唯一一個要通過社會主義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國家。中國能給世界帶來哪些理論創(chuàng)新與制度貢獻？同時，如何盡量減少被外部否定的“話語風險”？

　　黃平：中國自身的發(fā)展，為廣大既想保持獨立、又想追求發(fā)展的非西方國家，提供了全新的參考。中國為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的廣大非西方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帶來了新經驗，但也一直尊重各國自己的選擇，并未將自身經驗強加給他國。

　　然而，一些西方國家的人不僅不承認中國的經驗，還將之妖魔化。他們從過去的“中國崩潰論”到現在的“中國威脅論”，散布各種對中國的歪曲或抹黑，除了有些是確實不了解，背后也不乏根深蒂固的傲慢與偏見。中國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既是非西方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發(fā)展最快的國家。對于誤解中國的聲音，我們應對外增加溝通、交流，講好中國故事，增進文明互鑒。對于有意、惡意污蔑和丑化中國的，特別是那些赤裸裸顛倒黑白的，我們要在把自己的事做好的基礎上，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事實勝于雄辯，并敢于發(fā)聲、善于發(fā)聲。同時，要繼續(xù)面向廣大發(fā)展中國家、西方社會普通公眾客觀理性講述中國，也相信人們的鑒別力，顛倒黑白之論的破產最終只是時間問題。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全球化有一個很突出的矛盾，即經濟和政治的分離。中國強調捍衛(wèi)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但另一方面，如何優(yōu)化國際體系以解決全球化的矛盾？

　　黃平：客觀上，全球化還主要是經濟全球化，即跨越原有的國家邊界的限制，使商品、資本、技術、信息等走向更大的市場，更便利地進入生產、流通、交換、分配、消費各個領域。但另一方面，各個國家的政治，包括“發(fā)達國家”的政治，基本上還局限于本地本國事務，大多只關注自身及眼前的事務，這在事實上造成世界層面上經濟與政治的分離，以及世界政治的缺失。

　　在此背景下，捍衛(wèi)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就顯得尤其重要。迄今為止，聯合國是唯一在全球層面具有正當性、合法性的國際體系，在二戰(zhàn)結束后，為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提供體制性支持。當然，在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同時，也要對之進行適應時代的改革。其實，聯合國改革的議題已被呼吁多年，也一直在探索。這既要從聯合國內部，解決其高官僚化、低效率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強聯合國在解決全球問題、全球挑戰(zhàn)中的地位和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黃平，社會學博士(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1991)，現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科大特聘教授、中國社科院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中國世界政治研究會會長、中華文化交流與促進會理事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主要著作包括《未完成的敘說》《西部經驗》《誤導與發(fā)展》《我們的時代：現代中國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合著)《本土全球化》《夢里家國：社會變遷、全球化與中國道路》《家國天下：中國發(fā)展道路與全球治理》 等。主編過《鄉(xiāng)土中國與文化自覺》《與地球重新簽約》《公共性的重建》《中國農民工反貧困》《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CHINA REFLEXTED等，翻譯過《現代性的后果》《亞當斯密在北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