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絲綢之路”并非指代某一時期某條具體的道路，而是指代通過青藏高原的東方與西方、中國與外域交流的交通網絡及其主要干線。從高空俯瞰青藏高原，可以看到高原以北有沙漠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以南有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若過去這些絲綢之路中仍有缺環(huán)，高原絲綢之路正好填補，把多條絲綢之路干線聯系成一個整體。

　　中新社記者：如何證明“高原絲綢之路”在吐蕃王朝成立之前就已開始發(fā)展？青藏高原是“文化孤島”嗎？

　　霍巍：青藏高原東麓流行的獼猴裝飾、西藏早期金屬器時代發(fā)現的帶柄銅鏡、青藏高原古代巖畫和器物中出現的“斯基泰風格”動物紋飾，以及近年來西藏西部地區(qū)發(fā)現的黃金面具、絲綢和茶葉等考古實證都顯示，早在吐蕃王朝成立之前，西藏高原各古部族就已與中亞和歐亞草原地帶有著文化交流往來。

　　近年來最引人注目的發(fā)現是，考古工作者在西藏西部地區(qū)(過去象雄國范圍內)發(fā)現了一批年代在公元3至4世紀左右的重要墓葬。出土的隨葬品包含織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絲綢，裝盛在銅器、木案中的茶葉殘渣等。

　　此類絲綢也曾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新疆營盤墓地等多處考古遺跡中出土，同樣帶有“胡王”“王侯”等字樣，一般被認為是由中原官方或地方織造機構制作，或作為賜予邊疆地方王侯貴族、部落首領的賞賜性物品，或作為專為邊地制作的高級消費品輸往邊疆地區(qū)；而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呂厚遠認為，高寒環(huán)境下的青藏高原不生長茶樹，印度也僅有200多年種茶歷史，出土的茶葉殘渣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葉就已通過古絲綢之路一個分支，被輸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區(qū)。

　　由此可見，早在吐蕃王朝統一青藏高原之前，生活在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區(qū)的古代部族就鑿開通道，和絲綢之路相連，并將產自中原地區(qū)的絲綢、茶葉等奢侈品輸送到青藏高原。高原絲綢之路由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來自東北方向的鮮卑、吐谷渾，東面的氐羌，西面的象雄等都曾經積極參與到構建高原絲路的歷史進程。

　　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將青藏高原的早期人類活動置于歐亞文明交匯的廣袤空間來加以觀察思考，而非將其視為封閉的“文化孤島”。高原絲綢之路的初創(chuàng)，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紀以前。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地區(qū)大致在漢晉時代，就和西域新疆、中亞、南亞等地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聯系與交流，從而邁出高原古部族走出雪域高原、融入歐亞文明體系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步。

　　中新社記者：在不同歷史時期，高原絲綢之路發(fā)生了哪些變化？

　　霍?。?/strong>現有資料可將歷史上青藏高原與外部世界的交通和交流史劃分為三個重要階段：其一可稱為“前吐蕃時期”(或可稱為“上古西藏時期”)，主要指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形成以前考古學可以觀察到的西藏與外界的文化交流若干跡象；其二是吐蕃王朝(西方學者稱其為“吐蕃帝國”)時期，隨著吐蕃勢力不斷擴張、所控版圖不斷拓展，其與外界的交流范圍更為廣闊，形成的交通路線和網絡在前期發(fā)展的基礎上更為成型、復雜；其三是公元10世紀吐蕃王朝滅亡之后的“后吐蕃時期”，這些交通路線有些仍繼續(xù)發(fā)揮其作用，有些則逐漸走向衰落，以后被融入13世紀新興的元帝國橫跨歐亞大陸的交通網絡之中。

　　吐蕃王朝時期對高原絲路的最大貢獻，是在與唐王朝“和親”后，開通了從長安到吐蕃都城邏些(今拉薩)，然后沿雅魯藏布江溯江而上之后南下，直抵南亞泥婆羅(今尼泊爾)，繼而進入天竺古國(古印度)的“新道”。唐代官方使節(jié)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正是利用了這條唐初開通的國際路線。1990年我在中尼邊境吉隆縣發(fā)現的唐代《大唐天竺使出銘》摩崖題銘，便是王玄策在這條古道上遺留下來的極為重要的考古證據。

中尼邊境吉隆口岸等待通關的尼泊爾貨車。中新社記者 何蓬磊 攝

《大唐天竺使出銘》局部。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高原絲路如何加速青藏高原的文明進程？

　　霍?。?/strong>高原絲綢之路還是一條經貿之路、求法之路。西藏考古新出土的資料表明，在“漢唐盛世”，中原地區(qū)的物質、精神文明成果通過高原絲路源源不斷輸送到青藏高原，極大促進了當地的生產力發(fā)展和社會進步。除茶葉、絲綢等漢地“奢侈品”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進藏所帶的漢地文書、宗教禮儀、生產工具、工藝技術、內地物種等歷史記載和傳說影響深遠，也都和高原絲路的開通有著密切關系。

2013年，當年年度藏傳佛教格西拉讓巴學位立宗活動暨頒證儀式在拉薩大昭寺釋迦牟尼主殿前舉行。大昭寺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由唐代文成公主帶至拉薩供奉在此，現在這尊佛像依然是藏傳佛教千萬信眾的信仰依托。中新社記者 李林 攝

　　吐蕃王朝時期，來自中亞、西亞和南亞的諸多物質文明和宗教文化，不僅傳入和影響到吐蕃本土，也沿著高原絲綢之路繼續(xù)向東傳播，如粟特和波斯系統的金銀器、馬具、馬球、香料、珠寶，波斯和大食的醫(yī)學、具有粟特與波斯特征的服飾圖案和裝飾等。佛教、本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種宗教文化也在青藏高原遺留下若干蹤跡。

拉薩大昭寺藏吐蕃銀瓶上的胡人反彈琵琶像。受訪者供圖

　　在這些廣闊領域、不同層面的文化交流中，高原絲綢之路猶如一個“供血系統”，不斷給青藏高原輸入新鮮血液，加速其文明進程，對高原各民族最終納入中華文明體系起到了紐帶作用。吐蕃王朝時期在哲學、宗教與思想觀念等各方面都深受唐代漢地文化的影響，在其文化的“底色”與根基當中融入了“漢地文化圈”若干因素。這表明從吐蕃王朝立國之始，在文化心理、文化認同和文化選擇上都具有明顯傾向性。該客觀事實映射出吐蕃文化在深層脈理上與唐代漢地文化之間的趨同性、相融性和同質性，與吐蕃和其他國家、地區(qū)之間發(fā)生的文化交流往來有著本質區(qū)別。

　　高原絲綢之路如同一個張開雙臂的巨人，從北擁抱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向南擁抱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時空范圍更廣闊的交通路網，將歷來被人們視為“生命禁區(qū)”的青藏高原納入中外文化交流體系中。人們不僅通過高原絲路看到中國同南亞、中亞各國的友好交往，也可由此看到不同文明之間如何互鑒、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更深地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完)

　　受訪者簡介：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旅游學院)院長、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霍巍。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

　　霍巍，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旅游學院)院長、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考古學科召集人之一、國家社科基金評委、教育部本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四川省史學會副會長、四川省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等學術職務。

【編輯:苑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