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文明觀”有何大意象？

　　作者 劉梁劍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易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今天，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踔厲奮發(fā)，踏上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厚德載物，胸懷世界，倡導人類文明多樣性，主張在交流、包容、互鑒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爱斀袷澜绮煌瑖摇⒉煌貐^(qū)各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植根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

　　上述主張與倡導，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又是從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傳承中生長出來的。談論文明，不免要說到經典。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為人類貢獻了諸多傳承數千年的經典之作。經典具有迷人的魅力，吸引后世不斷重讀，激發(fā)人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不斷釋放經典中蘊含的智慧潛能。《易經》《中庸》《莊子》《國語》等先秦經典，雖有經史之分、儒道之別，但無一例外地強調多樣性。

　　例如《易經》泰卦，其初九爻辭：“拔茅茹，以其匯；征吉。”此處運用了“拔茅茹”的意象。茹，相互牽引的樣貌；拔茅茹，拔起茅草，根系相牽。按照三國時期經學家、玄學家王弼的解釋，“拔茅茹”意象生動表達了共生共成的道理：不是同類相爭，而是齊心協(xié)力、志同道合；不是異類相斥，而是雙向奔赴、情投意合；由此，“天地交而萬物通”，同異交得，萬物共生共成。

　　在當今新的時代背景下，完全可以對“拔茅茹”意象加以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用以表達人類文明多樣性主張：具有不同性格的多種文明在交流、包容、互鑒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

　　如果說，人有人格，國有國格，文明亦有類似意義上的性格，那么，文明包容倡導一種平民化的文明性格。平民化的文明性格是一種自由的文明性格：每種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尊重自己與其他文明的個性；既不盲目自大，以自己的文明壓制其他文明，也不妄自菲薄，在其他文明的影響下失去自身個性。

　　進一步看，具有平民化的自由性格的文明，固然主張每種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但它對于一種以自己的文明壓制，甚至傷害其他文明的文明必不能無條件地包容之，必不許這樣的文明享有為所欲為的“自由”權利。“拔茅茹”擁抱差異性，但并不意味著容納一切差異。我們主張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yōu)越，文明優(yōu)越正是主張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差異，即不同文明之間具有價值高低的差異。顯然不能容納這種意義上的差異。因為當我們說“價值”時，實際上是在說“正價值”，而一個事物是否有正價值，歸根結底看它是否有助于實現人類的理想目標：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統(tǒng)一，個體自由全面發(fā)展，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與“拔茅茹”相對照的，是主導冷戰(zhàn)思維的免疫學模型。德國新生代哲學家韓炳哲敏銳地觀察到，20世紀是一個被免疫學模型主導的時代，該模型在內外、友敵、自我和他人之間劃出清晰界限。冷戰(zhàn)即遵循了這種免疫學模型。

　　21世紀剛開始之際，全球化發(fā)展態(tài)勢使韓炳哲樂觀地認為，免疫學模型已經衰落，絕對排他的“他者性”被不會引起免疫敵對反應的“差異性”所取代。然而近年來，逆全球化潮流讓人們不由嘆息，歷史的發(fā)展是曲折的。免疫學模型不但沒有衰落，而且在特殊的歷史情勢下變本加厲，作為人類思維的定勢仍然發(fā)揮著作用，禁錮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隱秘支配其行為方式。《荀子·解蔽》有言：“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崩鋺?zhàn)思維的免疫學模型，已是當今人類“心術之公患”。若不擺脫免疫學模型，難以想象人類如何走向共生共成的文明新形態(tài)。

　　如何擺脫主導冷戰(zhàn)思維的免疫學模型，代之以更具建設性的新意象？比如上面論及的“拔茅茹”，又比如文明“互鑒”。實際上，當我們說“互鑒”時，已暗中運用鏡與光的意象了，“鑒”正是“鏡子”的意思?！叭祟惿鐣?chuàng)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辈煌奈拿鏖W爍著璀璨光芒，交相輝映，重重無盡，這正是生機勃勃的文明“互鑒”。

　　此外，可以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傳統(tǒng)中找到思想資源，豐富“互鑒”意象的內涵。相傳，佛教華嚴宗開創(chuàng)者法藏為解釋緣起無盡的道理，做了一個“互鑒”的實驗：“取鑒十面”，也就是拿了十面鏡子，“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法藏身上，體現了文明互鑒的積極成果：佛教雖來自印度，中國化以后如華嚴宗已成為中華文明傳統(tǒng)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華嚴宗開創(chuàng)者的法藏乃是旅居大唐的西域康居國人，而這一點并不妨礙他在身前為大唐人(包括當時的女皇武則天)所接受，也不妨礙他在死后因其成就進入中國思想史。海納百川，容納差異而非拒斥他者，是大唐氣象，也是任何一種活潑潑的文明應有的氣象，是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應有的氣象。實際上，中國式現代化何嘗不是中華文明傳統(tǒng)與西方文明傳統(tǒng)互鑒交流的積極成果？

　　“中國式現代化”一詞不得不處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之間是何種關系，是否存在一般的現代化，而此一般的現代化是否由西方式現代化所定義？

　　若我們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有別于西方式現代化，同時認為中國式現代化不因其中國面相而失去現代化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放棄西方式現代化之普遍性而成立一種新現代化觀。一方面，新現代化既在西方式現代化之中，又在中國式現代化之中，但又不是西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之抽象普遍的共相；另一方面，新現代化既非西方式現代化所能代表，亦非中國式現代化所能窮盡。進而，在新現代化之中，西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并非涇渭分明，因其中一部分乃是由西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相互激蕩、交融相濟而產生的新內容，非中非西、又中又西。

　　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思考便會遭遇如何處理“一多”關系這一根本哲學問題。若拒斥抽象的普遍性，以及基于抽象之普遍性的一元論或本質主義，便不得不追問：除了共殊(普遍與特殊)、家族相似(維特根斯坦)的理解方式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更合理的方式處理“一多”？這也是應對不同文明如何共處的根本問題?！鞍蚊┤恪币庀蠡蛟S具有這方面思想潛能，有待進一步探索挖掘。

　　在交流、包容、互鑒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chuàng)性事業(yè)，也是中華民族需要自覺承擔的歷史使命。不僅因為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分子，而且因為中華文明具有養(yǎng)成平民化的自由的文明性格的巨大潛質。值此歷史變局之際，我們有理由相信，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中華文明能夠再度煥發(fā)勃勃生機，對人類未來新文明作出較大貢獻。(完)

　　作者簡介：

　　劉梁劍，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東方哲學研究院院長，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國智慧研究院研究員，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秘書長，巴塞羅納法普拉大學瓦提莫哲學與檔案中心(UPF Center for Wattimo’s Philosophy and Archives)外籍研究員。出版專著《王船山哲學研究》《漢語言哲學發(fā)凡》等，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發(fā)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