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一小”世界級難題，中日韓歐都怎么破？

　　當“老齡化”伴隨“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國家面臨的世界性難題。

　　2021年的中國經濟數據顯示，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億，占全國人口的14.2%，已達到“中度老齡化社會”的指標。

　　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遇到“銀發(fā)浪潮”，如何將“老年負擔”變“長壽紅利”，這是中國必須攻克的大課題。

　　環(huán)視全球，西歐是最早開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地區(qū)，而亞洲國家中，日本、韓國都有應對老齡化的豐富經驗，東西方社會可以給中國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林玲子，韓國東國大學原社會學教授、中國研究所所長金益基，荷蘭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和荷蘭跨學科人口研究院(NIDI)訪問學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齡化中心主任貝斯圖與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杜鵬展開對話。

　　專家們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會負擔，而是巨大的社會資源。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數量決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發(fā)人力潛能。中國需要適應新的人口現實，充分利用所擁有的人力資源，釋放社會中人口的全部潛力，從依靠“人口紅利”轉向收獲“人才紅利”。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與人口數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鵬：對于老齡化，中國輿論中出現了對人口撫養(yǎng)比和經濟增長動力削弱的憂慮情緒。在人口政策調整和社會配套跟進方面，日韓兩國有什么需要特別提醒中國的經驗之談？

　　林玲子：社會經濟發(fā)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數量決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發(fā)揮人力潛能。一個能夠充分發(fā)揮現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單純的人口數量更重要。亞洲國家必須適應逐漸增多的老年人口，從而相應地調整政策。

　　金益基：韓國社會已經歷過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口變化的主要階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開始下降?，F代化、社會經濟發(fā)展、人口計生政策等社會經濟因素都對韓國人口變化產生了影響。1996年開始，韓國政府改變了政策風向，由限生轉向促生，但這為時已晚，日本和韓國的促生政策都沒有收到實效。

資料圖：韓國首爾明洞街頭。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杜鵬：貝斯圖教授在新近的學術論文中認為，如果人力資本得到快速增長，低生育率可能不會對中國未來幾十年的持續(xù)發(fā)展構成大的障礙。能否概述得出這一結論的過程？

　　貝斯圖：這是基于沃爾夫岡·盧茨提出的“人口新陳代謝”概念得出，即一個人口老齡化社會，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對更高，人們的技能水平相對更高，且人力資本的改善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提高，這種人力資本的轉變就可抵消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中國需要適應新的人口結構現實，釋放社會中人口的全部潛力，而不僅僅是創(chuàng)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資源。

　　讓年輕人生孩子，

　　什么才是他們最想要的？

　　杜鵬：應對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國家的經驗大致分三個方面：從產假、育兒假等方面給予時間支持，從津貼、減稅等方面給予經濟支持，從托育照護等方面給予服務支持。從大家的經驗觀察，年輕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時間很長，所以日本一直以來都嘗試著對工作風格、工作方式進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響是新冠疫情帶來的，居家辦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尤其是2021年，結婚率上升了。如果遠程辦公、彈性辦公方式繼續(xù)下去，可能會給年輕人創(chuàng)造比較好的條件。除此之外，產假和陪產假，還有諸如津貼等經濟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韓國政府效仿北歐國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韓國政府沒有做到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對男性來說也沒有一個切實有效的環(huán)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彈性工作和陪產假都是必不可少的，這也是韓國年輕人最想要的。

　　貝斯圖：工作單位政策必須要和國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huán)境，同時也要在家庭內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雙方都應在照顧孩子和家務中作出同等貢獻。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與其說是一個生育問題，不如說是社會其他問題的表征。比如年輕人要照顧孩子、父母、伴侶的父母，壓力太大，政府確實想支持生育，但要想達到目標，可能要先在老年護理領域投入資金，去分擔勞動年齡人口肩上的擔子。

　　應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杜鵬：老年人群并非社會的負擔，而是巨大的社會資源。在開發(fā)“銀發(fā)資源”方面，日韓的經驗能給中國帶來哪些啟示？

　　林玲子：不能認為老年人壽命的延長會帶來社會負擔。日本人口確實是在減少，但預期壽命每年都在延長，這就意味著，增加的老齡人口放緩了整體人口減少的趨勢。傳統(tǒng)意義上的勞動人口確實在減少，但是如果考慮到健康的老人數量在增加，那么實際勞動人口并未大幅減少，我們要做的是促進就業(yè)，促進老年人就業(yè)。

　　金益基：韓國正制定各種計劃為老年人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制定了各種扶持計劃。我們成立了韓國老年人力開發(fā)院，全面統(tǒng)籌相關工作，該機構正致力于為老年人提供適當的就業(yè)機會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

　　杜鵬：貝斯圖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寫到，中國要適應人口格局的巨大變化，逐步從依靠“人口紅利”轉向收獲“人才紅利”。西歐國家在這方面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可供中國借鑒？

　　貝斯圖：每當討論老齡化帶來的負擔時，我們必須準確地定義“負擔”所代表的實際含義。我之所以談到這種人力資本紅利，是因為如今的年輕人與50、60、70年前的年輕人有很大不同。他們所掌握的技能、面臨的機遇，如果被轉化為更高的生產力，實際上就可以產生這種紅利。我們應該考慮如何改進勞動力市場的整體結構，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歲以上的人群割裂出來看待。

　　如何讓人們接受“延遲退休”？

　　杜鵬：當前，“延遲退休”是中國社會熱度較高的話題，其他一些國家也同樣面臨這一問題，如何在全社會達成延遲退休的共識？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貝斯圖：在英國，退休和養(yǎng)老金之間的聯(lián)系已不那么緊密，沒有所謂的退休年齡。你的公司不能強迫你在60歲或65歲，或其他任何年齡離職，除非有一些非常具體的正當理由。這與養(yǎng)老金年齡不同，領取養(yǎng)老金的年齡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選擇退休，選擇離職，但你無法在特定年齡之前領取養(yǎng)老金。這可以防止人們在他們真正想離職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們說這會剝奪年輕人的工作，讓人工作到六七十歲會增加年輕人口的失業(yè)率，但我認為這種說法缺乏證據，我們應該考慮人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如何承擔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們必須區(qū)分退休年齡和領取養(yǎng)老金年齡。日本正將養(yǎng)老金領取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但我們決定不再往后延遲，因為保持養(yǎng)老金體系可持續(xù)性很重要，這樣人們才會信任它。目前，我們可以選擇從70或75歲開始領取養(yǎng)老金，如果延遲領取，獲得的養(yǎng)老金會更多。

　　至于退休年齡，必須讓它變得靈活，這樣未來工作市場才能更靈活。我們可以為人生設立一個“第一工作階段”，從20多歲到50歲，這個階段，我們會結婚生子。到了50歲，孩子長大成人，就可以開啟“第二工作階段”，從50歲開始積累新的經驗。我們可以工作到60歲或70歲以后，甚至80歲或100歲。這種退休年齡的設定是創(chuàng)造新型社會或適老社會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