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百家講壇”,就不會有所謂的“講壇學者”、“學術明星”。于丹在“百家講壇”上僅僅講了七集《論語》、十集《莊子》,卻在全國掀起陣陣國學熱浪,較之易中天當年的“三國熱”有過之而無不及,“學術超女”、“國學奶媽”的封號撲面而來。于丹所到之處也必是前呼后擁,人潮涌動。
上海書展期間,在結束了眾人矚目的易中天、于丹對話之后,從粉絲堆里被架著出來的于丹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獨家專訪。
輕松國學
從4歲接觸《論語》開始,于丹一直抱著輕松的心態(tài),“和父母聊天吃飯間,玩著玩著就學到了一些道理,我們那時沒人逼著你讀這讀那,許多東西都是在潛移默化中吸收的,是一種隨性快樂”。
小時候,父親帶著于丹去公園看春日開放的花朵,父親問她花是死的還是活的,于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是死的。于是,父親將于丹舉過頭頂讓她仔細觀察,然后又放到地面再行觀察,遠近高低不同角度看了個遍,于丹發(fā)現(xiàn)了自然界的精妙!啊t杏枝頭春意鬧’,如果花不是活的,它們怎么可能鬧起來呢?”
雖然居住于城市,父親卻經(jīng)常帶于丹去鄉(xiāng)村體驗書中的“情境”,父親說,你只在書中看到麥浪,你見過真的麥浪嗎?“理論要通過生活認識”,這也成了于丹在“百家講壇”講課的一種狀態(tài),她總是將古人的智慧用小故事和今人的思維去解讀,讓廣大觀眾輕易消化。
“聊齋講師”馬瑞芳在其新作《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里評價于丹是在“用小故事忽悠全國人民”,“一大盆‘水’(小故事),丟進幾小塊‘肉’(論語),‘于丹心得’調(diào)汁,‘于丹心語’勾芡,愣是讓成千上萬的人喝了個不亦樂乎!
充滿迷茫與困惑的大眾,的確是迷上了于丹這劑熨帖的心靈雞湯。古為今用的人生勵志講解很容易讓人卸下包袱,心馳神往。不過,如果剔除傳統(tǒng)文化的“殼”,于丹講《論語》跟上個世紀90年代流行的卡耐基教育似乎沒什么兩樣。
于丹自己也承認,“在如今中國價值轉型時期,人們需要一個生命結構系統(tǒng)做支撐,而我們這時將這種典籍廣泛傳播出去,很容易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但是清醒的于丹不止一次地對眼下看似熱鬧的“國學熱”潑冷水。“國學不是一天熱起來的,它是長存于人們血脈與生活中的。我憂的是這里面有浮躁,有喧囂,有泡沫,熱得太快,火得太猛……因為驟熱就意味著驟冷,我們已經(jīng)經(jīng)不起這種大冷大熱的非理性的迷狂!
作為百家講壇的“講壇明星”,于丹顯然無法控制大眾的非理性追捧,更沒法阻止由此而來的種種批判。今年3月,在《莊子心得》的簽售會上,一名男子身著“孔子很生氣,莊子很著急”的文化衫前來攪局,北大清華等知名學府十博士更是上演了聯(lián)名讓于丹“下課”的文化事件。
歪曲文意、誤導讀者的批評在學術界久未彌散,于丹對此卻相當坦然!芭u要明確問題的前提。如果是學術研究,歡迎探討所謂的硬傷。但是傳播,我講的是心得體會,不必人人都要同意、遵從我的想法。傳播和做學問是兩回事,這好比是唯用與唯體的區(qū)別,傳播為用,治學為體,學問不傳播又怎能讓人知道?我們用淺白的語句讓大家都能聽懂《論語》、《莊子》、《三國》,讓每個個體都能獲得啟發(fā)!
“我從未說過自己是國學大師,我的學問只是介于國學與傳播學之間,我知道如何更好地運用傳播學。而我的《論語心得》、《莊子心得》都只是心得而已,并非學術專著,至于一些專家學者把它當作學術著作來研究批判,我也無權干涉。我只能說,任何人看書讀經(jīng)典都會有感悟,都有表達這種感悟的權利。”
遠離喧囂
“我在‘百家講壇’只講了十七集,馬瑞芳老師講《聊齋》,還有紀連海、閻崇年講的都比我多。紅不紅不是學術涵養(yǎng)能決定的,這里涉及到一個普遍性的問題,《聊齋》中國有多少人在看吶,《論語》又有多少人在看吶,《論語》是經(jīng)世的學問,受眾面更廣些。”于丹認為是經(jīng)典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使得自己在百家講壇400多位主講人中脫穎而出。
對于自己在“百家講壇”上創(chuàng)造的高收視率,于丹并未像崔永元那般痛斥“收視率是萬惡之源”,她認為在媒體短缺時代,收視率是個覆蓋性指標,F(xiàn)在是媒體泛濫時代,收視率成了唯一可以量化的標準。但收視率高并不一定代表品質。
“現(xiàn)在總覺得高雅的就曲高和寡,通俗的就一定收視大紅!偌抑v壇’不但高雅也不和寡,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它非純學術,也非純娛樂,在高雅和通俗之間找到了平衡,它是第三種狀態(tài)。就傳播來說,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方式比對象重要。”
“我是教傳播的,傳播學是有策略的,電視是什么媒體,是全家收視的,有人聊天,有人翻報紙,有人訓孩子的,這種情況下,電視不可能是四平八穩(wěn),有情節(jié)的東西才可以傳播,為什么大家愛看電視,就是因為有懸念,有沖突。
“《論語》擺在那里是微言大義,應該說我的講法是把這個道理找到一個故事的載體,把它劃進今天的生活。就是很多故事的情節(jié)在變,人的名稱在變,但是道理沒有變,就是告訴大家那種仁義,什么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我想圣賢之言是用一句兩句喚醒人人心中有、口中無的東西,這說的就是當下的故事,是我自己的今天,或者是朋友的明天!
書展上海行,于丹收到了不下二十家媒體的訪問邀請,她出人意料地基本上全部予以拒絕。即使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也保持著高度謹慎的態(tài)度,與之前在講壇上談笑風生、親切隨和的樣子判若兩人!懊鎸γ襟w的我與個人生活中的我完全不一樣,我深知媒體所具有的放大作用!
面對今時今日長時間暴露于公眾聚焦之下的無奈生活,于丹拒絕談論有關家庭的一切話題!靶枰┞端缴畹哪鞘菉蕵访餍,我不是娛樂圈里的,我是個學者,學者沒有這個必要。而且,你暴露得越多,別人對你的誤讀越厲害!”
“我不愛這種喧囂,所以我在逐漸減少和外界與媒體的來往,慢慢地淡出。我想做個單純的大學老師,F(xiàn)在的愿望是盡快逃離媒體關注的漩渦中心,回到學者的身份。”
一直繃得很緊的于丹,只有在講述那個愛詩的年代時才顯露出一絲真性情!拔覑垩┤R,愛拜倫,也愛顧城舒婷。北島是我最喜歡的詩人,因為他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理性。這個時代,許多人都不讀詩了,變得愈發(fā)功利,大家都是獨生子女,都忙著奮斗,快樂卻離我們越來越遠!
于丹說自己并沒有經(jīng)歷過多少磨難,她的人生充滿著快樂與隨性:在大學組織“玩委會”,聽羅大佑的歌,看武俠小說,愛上咖啡館給學生講課……“我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在課堂上講授專業(yè)知識,在‘百家講壇’講述國學都是我喜歡的事!
突然而來的成功往往會讓人無所適從,于丹卻強調(diào)自己始終抱著冷然置之的態(tài)度,她覺得“女性的成功不是鐵骨錚錚,而是能用和風細雨化解某些東西”。
于丹坦承:“在這個泛娛樂化時代,莊子,孔子也許改變不了現(xiàn)今這個社會。但《論語》終極傳遞的是一種態(tài)度,是一種樸素的、溫暖的生活態(tài)度。人能做的只有改變自己,做好自己。我只能說以一己之力盡量影響身邊有限的人。而做好自己這件事太難了,它是人生的最高目標,我將用一生去追尋。”(陳冰 施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