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今日刊載社論指出，馬英九特支費案昨日開庭，出現(xiàn)了意外的發(fā)展�！�

　　證人吳麗洳前次出庭作證，遭檢方指責證詞與偵查筆錄不符，證人當庭表示那是因為偵查筆錄的記載并非她實際的證詞；審判長諭令定期勘驗偵查筆錄。辯方律師比對錄音與筆錄內(nèi)容，發(fā)現(xiàn)多處關(guān)鍵證詞發(fā)生證人所描述的情形，狀況嚴重，請求法院于昨日提前勘驗，公訴檢察官當庭表示反對，根本拒絕勘驗，理由是錄音與筆錄內(nèi)容“并無出入”。審判長決定仍依原訂時間，下周一下午當庭勘驗筆錄。

　　根據(jù)已經(jīng)曝光的錄音內(nèi)容，與筆錄相較，類似以下的例子，可能也會被稱為“并無出入”。錄音內(nèi)容為：“問：‘五年前你是否在街上遇見張三？’答：‘不記得了�！瘑枺骸�你是不是認識張三？’答：‘是�！�”而筆錄記載為：“問：‘五年前你是否在街上遇見張三？’答：‘是。’”兩者之間，第一個問題接上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可以說是“并無出入”嗎？檢察官一句“并無出入”，道盡了刑事訴訟中長期存在不實筆錄的濫權(quán)弊端有多嚴重！

　　社論說，如果檢察官認為這也叫做“并無出入”，其實很難解釋為何當時會認為吳麗洳的證詞與偵查筆錄有所出入。真正的問題，當然不只是在于檢察官在本案之中采取的雙重標準，而是如此強辭奪理只能顯示把筆錄記載做為追訴證據(jù)的手法，多么司空見慣，竟然到了檢方眼見筆錄不實一望即知，竟還敢嗆聲指鹿為馬，搶白“并無出入”的程度，這樣的筆錄與錄音之間若是“并無出入”；以后檢方是否也可比照同樣標準辦理偽造文書的案件，對于任何類似的公文書不實記載，也以“并無出入”加以認定！　　

　　本案涉及的偵查筆錄是侯寬仁檢察官的杰作，他回應(yīng)媒體的詢問，一派輕松地說，從頭到尾聽一遍錄音，就知道原意為何。問題就出在要重聽錄音帶，如果不是審判庭決定勘驗筆錄，誰會在審判中從頭到尾聽一遍錄音，去瞭解偵查筆錄中并不能真正展現(xiàn)的證詞原意？誰不知道審判中勘驗筆錄的機會微乎其微？否則怎敢恣意指使記錄；少被勘驗的偵查錄音存檔反而會成為假設(shè)筆錄“并無出入”的印象工具。周人蔘案中，也一樣有檢察官的杰作在審判中遭到揭露，被告因此被判無罪，老吃老做的征象明不明顯？

　　今年是解嚴二十周年，檢察官用“并無出入”的偵查筆錄追訴馬英九刑事責任，真是紀念解嚴的絕佳方法；辦案手段與戒嚴時期的習慣相比，也是“并無出入”。馬英九曾是國民黨當政時期的“法務(wù)部長”，民進黨口誅筆伐國民黨掌權(quán)年代檢警如何用不實筆錄誣陷良民，罄竹難書，現(xiàn)在政黨輪替之后，檢方使用“并無出入”的筆錄對付馬英九，政黨輪替后的權(quán)力面孔，顯也“并無出入”。馬英九的個案如何發(fā)落不是重點，重點是曾經(jīng)擔任“法務(wù)部長”的人也會遭此待遇，想想其他升斗小民“并無出入”的慘痛經(jīng)驗與人權(quán)威脅會是如何！

　　社論認為，該問的是，這樣的筆錄與錄音，是否真的“并無出入”？還是已有“偽造公文書”、“濫權(quán)追訴”、“誣告”等問題存在？臺北地院另一庭的審判長李英豪，于審判中發(fā)現(xiàn)犯罪嫌疑而徑將官員移送偵辦，本案是否應(yīng)該比照辦理？如果檢察官光天化日在法庭之前指著如此筆錄說是“并無出入”不虞任何后果，也無任何制裁，以后將如何杜絕筆錄與錄音之間繼續(xù)“并無出入”？侯寬仁偵辦馬英九就是如此，其他檢察官偵辦其他任何人為何不行？審判庭該不該告訴檢察官，什么叫做“并無出入”？移送偵辦，不是定罪，不是起訴，只是移送偵辦而已，如此“并無出入”真的連移送偵辦的程度也不夠嗎？

　　檢察官掌握決定筆錄記載的實質(zhì)權(quán)力，引導證人在筆錄上簽名，不告訴證人簽不簽名其實是證人的選擇，利用法庭絕少真正勘驗偵查筆錄的機會，扭曲筆錄記載、“制造”筆錄內(nèi)容、偽造筆錄、誣陷被告……，事例甚多，不自今日始，民進黨的朋友們知之甚詳，夙負聲譽的司法改革團體也久有詬病，現(xiàn)在馬英九的特別費案將一個活生生的例證擺在全體人民前面，為了司法改革，為了保障人權(quán)，有識之士該不該再一次站出來大聲疾呼：是“偽造文書”，不是“并無出入”，對馬英九不可如此，因為對任何人均不可如此！就讓不實的偵查筆錄，從此在司法史上絕跡，也不枉費解嚴廿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