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統(tǒng)疑義 “國會”改革

　　解嚴之后，緊接著就是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的新陳代謝問題，也就是“國會改革”。對于“國會”改選，當時若干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并不贊同，因為他們認為他們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tǒng)”，如果改選，“國家就會失去法統(tǒng)”。

　　1987年7月初，李煥先生接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當時他要我負責規(guī)劃“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方案”的幕僚作業(yè)，那時只是規(guī)劃推動資深中央民代的自愿退職，作為改革的第一步。其實這個案子中央黨部早有承辦單位，但是李秘書長仍然堅持要我接下來，我冒著“踩線”的風險遵辦，一方面是長官命令，不便違抗；一方面也是從大學時代開始，就關心這個議題，義不容辭。

　　那年10月，經(jīng)國先生健康已經(jīng)大不如前，出席“國慶大會”都要坐輪椅。11月間，他兩度找我去大直的七海寓所，直接到他的臥房跟他談話。那段時間，我去過七海寓所幾次，都是為了外賓訪問，在客廳擔任傳譯。這次卻不是去作傳譯工作。這也是我第一次進入他的臥房，房中擺設家具之素樸，到了簡陋的程度，令人驚訝。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躺在床上，他健康的惡化，又讓我憂慮，更是第一次他躺著跟我說話，使我意識到事態(tài)不尋常。他問我：“中央民意代表的案子規(guī)劃得怎么樣？”。我向他報告：大致順利，但有人提議增設“大陸代表”，以代表“我國的大陸地區(qū)”，引起爭議。經(jīng)國先生當時問我：“英九，去查查看1949政府遷臺的時候，有沒有宣布我們在這里還是代表全中國？”我當場就說：“我印象中好像沒有，但我去查查看。”

　　我回去查了“總統(tǒng)府”公報，當年12月7日“中央政府”從成都遷到臺北，并沒有作過任何宣布。一周后，我第二次奉召到七海寓所，還是在他的臥房，他還是躺在床上跟我談話。我向他報告查詢的結果，他說：“‘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法統(tǒng)’。依照‘憲法’選出來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tǒng)’，不必再增設大陸代表�！� 我當時聽了，真有說不出來的欣慰。因為我本身就反對在未來的“國會”設置大陸代表，因為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經(jīng)國先生的決定，解開了當時的一個死結。許多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雖然不滿意，也不便大聲反對。

　　那天晚上離開七海寓所，抬頭看到滿天星斗，想到剛才經(jīng)國先生的決定，內(nèi)心充滿溫暖、舒暢與感動。要知道，我雖然只是一個秘書，但是我也在觀察經(jīng)國先生對這個重大問題的決策是不是符合民意，而他確實作出了勇敢而正確的歷史性決定。經(jīng)國先生不是憲法專家，但是他的“憲法”見解絕對不輸專家，讓人實在不能不由衷敬佩他的英明與睿智。

　　三、“國大”抗爭 最后一瞥

　　1987年12月25日，經(jīng)國先生去世前19天，他坐著輪椅出席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日”活動。當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在臺下高舉白布條抗議，大聲鼓噪。經(jīng)國先生不受影響繼續(xù)致詞，致詞完畢，當他坐著輪椅離開時，我看到他回過頭對臺下的抗爭者深深看了一眼。那個眼神所表現(xiàn)的涵義，讓我當時非常震撼，也非常不舍，至今難忘。

　　19天后，經(jīng)國先生就過世了。當時我想，“國會”改革案如果能早一點完成，也許就可以化解這些不必要的抗爭。但是這個案子當時拖了整整一年，直到1987年7月李煥先生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后才交給我加速處理。 當時李登輝是小組召集人，當半年前我第一次向‘李副總統(tǒng)’請示時，他就抱怨說：“這一年多項目小組都沒有開會喔！”主管部門耽誤的后果，也由經(jīng)國先生概括承受，我的難過與不平，其理在此。經(jīng)國先生逝世后，李秘書長帶著我到處去說明這個方案，盡管有些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炮聲隆隆，中常會最后還是通過了改革方案。事后想來，如果方案早兩個月出爐，也許可以避免‘行憲’日當天的沖突。回想起來，我至今仍感心中難安。

　　1988年1月1日，政府宣布解除報禁，報紙發(fā)行張數(shù)及內(nèi)容不再限制。這項改革社會共識甚高，所以執(zhí)行爭議不大。大家都感覺到民主改革的氣氛出來了，但沒有想到，13天后經(jīng)國先生卻離開人世。當時一般人民懷念他推動十大建設，把大家的生活改善了；知識分子則感念他的政治改革，把臺灣政治變得更民主了，朝野都對他極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