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起變化”。近日，陜西華南虎事件在法律程序上再進一步，周正龍、傅德志、郝勁松三方皆有大動作：起訴周正龍欺騙的法學碩士郝勁松11月12日向國家林業(yè)局提出行政復議申請；周正龍則打算起訴質(zhì)疑華南虎照片為偽造的中科院植物所傅德志侵犯名譽權；而傅德志則發(fā)表聲明稱周正龍、關克上山回訪拍虎現(xiàn)場是在“赤裸裸血淋淋地威脅”他，表示即使倒下了也要打假到底(11月13日《新快報》)。

　　一起原本并不復雜的科學事件，在輿論的發(fā)酵下，最終一發(fā)不可收拾地演變成了事關公民權利的公共事件。既然關涉權利，法律就不能缺席，司法自然成為當事方主張訴求的最佳途徑。所以，從法治的視角考察華南虎事件，至少可以得出一個值得欣喜的結(jié)論：當事人紛紛訴諸法律程序，正折射出司法在處理社會沖突中地位的提升，隱含著社會上法律權威的生長。

　　現(xiàn)代社會，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沖突，法治的標準就在于在處理社會沖突時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正如英國學者約翰·彌爾頓所言：“法律永遠是社會最高的權威�！碑敭斒氯松钕菘谒畱�(zhàn)而事情真?zhèn)坞[晦不明時，當?shù)胤秸�府部門被打上利益驅(qū)動的懷疑烙印時，當記者赴實地暗地采訪被強行終止時，公共領域內(nèi)權威的缺失必然促使人們轉(zhuǎn)向法律，司法成為滿足公眾知情欲的最后權威。其實，在這樣的社會公共事件中，人們之所以選擇法律途徑，并不在于個人權利的主張和救濟，更多的是期望能夠借助司法程序推動事態(tài)的發(fā)展。拿華南虎事件來說，司法本身并不能給公眾一個真相，法官無法用“法眼”鑒定出照片的真?zhèn)�，更不能判定華南虎是否真的存在。但司法介入的價值就在于，它可以排除由政府部門“閉門造車”式的自我鑒定，可以超脫口水戰(zhàn)中的利益各方而尋求獨立、中立、無利益牽涉的第三方權威機構進行鑒定，更可以以透明化的司法程序?qū)⒄嫦嗟倪�原過程展現(xiàn)在大眾面前。這樣的效果直接來源于司法獨有的權威性。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曾說過，“在美國，幾乎所有政治問題遲早都要變成司法問題”，深刻反映出司法系統(tǒng)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其實，在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里，幾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無法徹底脫離與法律的關系，難以調(diào)和的論證最終也都將轉(zhuǎn)變成司法問題，這甚至可以說是法治形成的一個標志。對于意見沖突的公共事件，人們對司法權威的期待大于他們對行政權威、專家權威等其他權威，原因在于司法所秉持的中立、理性、公正不僅能贏得公民的高度信賴，而且能夠讓司法系統(tǒng)在國家公共事務中具有至高的權威和影響力。這些年，雖然有冤假錯案一次次考驗著公眾對司法的信心，雖然有深陷地方政權格局難以獨立的體制制約著司法公正，但人們對于司法權威的期待從未減弱，很多類似的社會公共事件，最后發(fā)展的結(jié)果總會歸結(jié)到司法程序上來，這本身說明司法在處理社會沖突上越來越顯現(xiàn)出其獨有的權威性。

　　當然，如果從微觀司法的角度分析，華南虎事件中的法律是非卻比較復雜，司法機關或許并不能給出一個公眾所期待的結(jié)論。比如郝勁松的訴求，其主體資格是否適格，其所謂受到損害的權益是否能夠得到法律的確認，其訴求主張是否有明確的法律依據(jù)，從現(xiàn)行法律上說都是沒有定論的，其以精神傷害為由向國家林業(yè)局提出的行政復議，更是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jù)。根據(jù)以往的經(jīng)驗，如果缺乏明確的法律根據(jù)，司法最終的結(jié)果就很可能采取巧妙規(guī)避的態(tài)度和方法，而不會真正介入真相的調(diào)查。這少不了會讓很多人失望，甚至從一開始就對這樣的訴訟并不抱太多期待。所以從這個角度說，華南虎事件也在考驗著傳統(tǒng)中國司法的智慧與勇氣。

　　但是，即便在華南虎事件中，司法機關最終不能推動真相的調(diào)查，也絲毫無損于司法在公共事件中的價值。畢竟在我國，司法并非處于“能動主義”的立場，對于習慣了“就事論事”審判傳統(tǒng)的中國司法而言，其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力并不像美國司法系統(tǒng)那樣善于“擴張”。重要的是，社會公共事件一再進入司法視野，本身就回應了公眾對法律權威的渴望，也正是在漫長的司法成長過程中，我們才逐漸感受到司法存在的價值。(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