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貿大學演講我曾哭過”

　　新京報：1999年，朱镕基訪美，雙方都認為肯定能達成協(xié)議，但最后為什么沒簽？

　　龍永圖：那時應該說，雙方談判代表這一級已經達成原則上的協(xié)議，就差技術上的一些細節(jié)和文字上的敲定。但是，當時美國國會給克林頓施加了很大的壓力，說不同意跟中國簽訂協(xié)議，怕中國以后憑借在世貿組織的地位，博得在國際貿易中更強勢的地位，而且他們認為中國入世沒有給美國的產業(yè)帶來多大的好處。

　　在這種政治壓力之下，克林頓決定不簽了。

　　新京報：你當時說，美國人會后悔一輩子。

　　龍永圖：是啊。美國的談判代表知道消息之后，非常失望，有的甚至哭了。他們認為，克林頓在政治壓力之下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政治判斷。所以，我當時就說，你們會后悔一輩子。

　　新京報：后來，朱镕基總理即將離開美國時，克林頓又說要簽。當時總理是怎么回應的？

　　龍永圖：果然沒多久，美方后悔了�？肆诸D給即將離美的朱镕基總理打電話，希望談判代表團留下來接著談，很有希望達成協(xié)議。朱镕基挺硬的，說既然你們幾天前說不簽，幾天后又改變主意，你們美國人想簽就簽，不想簽就不簽，天底下沒有這樣的道理。

　　所以就拒絕了克林頓的要求，說這次不簽了，美國人如果想簽的話就到中國去簽。

　　新京報：后來，談判為什么又中止了？

　　龍永圖：談得差不多了，趕上我駐南使館被炸事件，中美談判中止了，一直到11月份才恢復。談判差不多中止了半年，這半年里中美關系處于低潮。

　　新京報：低潮并非常態(tài)，中美雙方還是要打破僵局吧？

　　龍永圖：當時中央從打破中美僵局的高度出發(fā)，特別是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恢復談判的要求，于是接受了美方的要求。我覺得雙方的最高層領導都有這個意愿來達成協(xié)議，應該說政治上沒有了障礙。當時還有幾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再靠談判代表團一級來解決剩下的問題比較困難了，需要靠高層來推動。在中央的授權下，朱镕基親自來到了談判現場，解決剩下的難題，也使美國最后下了決心簽字。朱镕基親自談判，這體現了中央對達成協(xié)議的誠意。

　　新京報：跟美國談完后，后面的談判應該輕松一些吧？

　　龍永圖：美國談完后，和歐盟的談判仍比較困難。歐盟的代表團講，你們不能說和美國達成了協(xié)議，我們就得簽，我們也有自己的要求。他們還打了個比喻，說不能你們請美國人吃飯的那個菜單，原封不動就拿來請我們歐盟，我們有我們的口味，不是美國人想吃牛排我們就要跟著吃牛排，我們也需要解決一些特殊的問題。和歐盟的談判持續(xù)了幾個月，到2000年4、5月份才談成。

　　新京報：據說談判中你還哭過？

　　龍永圖：倒不是談判時候哭。有一次我到經貿大學去做報告。頭一天跟羅馬尼亞談，談得很艱苦。原來歐盟說得很漂亮，說肯定搶在美國之前和我們簽。可是，我們和美國簽完了，歐盟遲遲不簽，我就感覺像受了欺騙一樣，比較委屈。所以第二天，我到經貿大學講了前一天的事情，我就感到這些人的承諾不一定能夠兌現。那時動了一點感情。

　　新京報：當時壓力為什么那么大？

　　龍永圖：因為，當時大家都覺得跟美國人簽完協(xié)議了，和其他國家簽，那都是相當自然的事情，沒想到碰上歐盟這么強硬的一個骨頭，半年過去了還沒簽下來，壓力就非常大了。

　　另外，美國談成之后，全國的期望值都非常高，上上下下期望值都很高，有些人甚至提出哪天必加入世貿。

　　可我們又遲遲解決不了，當時在那壓力那環(huán)境之下，(流淚)是對壓力的一種釋放吧。

　　新京報：上面給過壓力嗎？

　　龍永圖：上面也沒有說一定要我給個時間表。中美簽了協(xié)議，全國到處都在關注，以前還是靜悄悄的談，這下每天都曝光。記者見到就問，到國務院開會大家就問：“哎，什么時候簽吶？”，“怎么還沒搞好啊？”。這種無形的壓力、輿論的壓力、民眾的壓力，都變成一種責任。當時我就覺得，哎呀，完不成這個事可怎么弄啊。

　　“入世前筑起萬里長城”

　　新京報：15年，終于談成了，終于入世了。如果再選擇，還會參加這個談判嗎？

　　龍永圖：我不會再做了，這個事情太難了。

　　新京報：為什么？

　　龍永圖：現在年紀也大，精力不濟了。以前一個星期飛兩次美國也沒覺得累，現在從美國回來一次倒時差，起碼要一個月半個月的才能恢復過來。當時主要是責任在身，忘了時差，飛了20多個小時到了華盛頓，下了飛機就去談判，談完了提著包就走。當時不知道疲倦不知道時差，現在到我這個年齡再要我這么做，精力上沒法支撐�，F在，我回想起來，都覺得當時怎么可能這樣子，一個月出四次國。當時領導都叫我“出國專業(yè)戶”，整天要出國，整天在飛機上飛。

　　新京報：那時候是什么支撐著你那樣拼命？

　　龍永圖：一種責任在支撐，責任確實可以給人無限的力量。

　　新京報：入世7年了，你覺得我們的最大變化是什么？

　　龍永圖：最大的變化就是引進的一些新的理念，比如雙贏。雙贏可以說是在談判過程中逐漸被接受的，最后中央認可。1999年11月15日和美國達成協(xié)議時，江主席說祝賀你們達成了“雙贏”的協(xié)定，這是第一次從中央領導人口中提到“雙贏”這個詞，以前至少沒有公開表示。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和以前相比，才讓你這樣看重雙贏？

　　龍永圖：當然。以前中國人哪講雙贏啊，就知道你死我活，實際上是一個“斗”的哲學。所以引進了“雙贏”、“國民待遇”等，就是要民營企業(yè)、國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公平競爭，遵循公平競爭、透明公開這樣一些原則。這些原則都是對中國體制改革提供的重要的理念上的變化。開放市場后，很多產業(yè)發(fā)展很快，比如汽車，這就給大家一個信心，中國只有開放才能強大，也不要低估中國企業(yè)的競爭力。

　　新京報：一路走來，有遺憾嗎？

　　龍永圖：總體上說沒有太多的遺憾。我覺得基本上是過于保守，當時打的保險系數都是很高的。當時我們提出不開放金融市場，這次金融風暴，由于我們沒有放開資本市場，我們受到的沖擊就沒有他們那么大。就像外國人說的，我們在入世前就筑起了萬里長城，把中國的金融市場保護起來。這樣看來，中央的關鍵性決策還是很對的。

　　記者耿小勇實習生陳旺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