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倫:鄧小平是共產主義者嗎?
施密特:他極有可能是堅信共產主義理想的,因為他想以此實現(xiàn)社會公正。但是,他肯定不是個階級斗爭的斗士。而階級斗爭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念之一。他或許是個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其實“理想主義”這個詞并不適用于鄧小平。因為他首先是個天才的實踐家,一個能力超強的人,能夠可靠而敏銳地感覺到什么事是做得到的,并且具有絕對的意志力把它辦到。對我而言,他是個實干家,所以我很少讀他的選集、文章和講演。他不是一個專事理論的人。
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來。那些辦不到的挑戰(zhàn),讓別人去對付吧——這就是他的路線。在毛澤東時代,鄧小平這種品格大概會顯得更為突出。毛是干那些辦不到的事情的專家。這就要求從根本上來個新開端,而鄧小平講的“實事求是”正是這種新開端的標志。讓所有中國人盡可能地富起來,鄧小平充其量在這件事上算得上是個理想主義者。如果人們想總結的話,也可以這么說,他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主義者,而是一位務實的社會主義者。
西倫:那么,您1984年見到的是不是一個完全改變了的鄧小平?
施密特:我不這樣認為。他正是我原先揣測的那個樣子。不過,這次鄧小平讓人看到了他的真實面目。因此,1984年的談話一開始,當他對我說了下面這些話的時候,我不感到意外:“我被打倒過三次,最近一次就是在您訪問后不久!睅е唤z笑意,他補充說:“我相信這是最后一次了!边@時,隨處都能感受到這些年來他贏得的權威。在我到人民大會堂會見他之前一個月,鄧小平年滿80歲。
然而與1975年我訪華時相比,他1984年給我的印象反而精神得多。身體上,他給人以極佳的印象;精神上,他注意力集中,掌握著世界形勢的最新情況。他立即表明立場:“許多國家的外交努力,應當更多地以擺脫對超級大國的依賴為目標。雖然西歐參加北約無可指責,但是像戴高樂那樣的獨立戰(zhàn)略卻值得歡迎。歐洲國家同美國應當有一種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關系!蔽掖_認地說,自從我們第一次見面以來,鄧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沒有改變,并且補充說,由于經濟問題,歐洲聯(lián)合沒有取得多大進展。
西倫:您和他談了經濟特區(qū)嗎?這在當時可是共產主義的全新事物,東西方都投以極其懷疑的目光。
施密特:談了。建立經濟特區(qū)是個聰明的主意。鄧小平選擇改革比較容易結出碩果的地方作為重點。他在沿海建立經濟特區(qū),從一定程度上說,世界經濟就在海岸的咫尺之間。另外,生活在那里的人們當中,經商的傳統(tǒng)還沒有完全湮沒。那里還有一些孫輩知道祖父或者叔父干過些什么。如果現(xiàn)在需要小心翼翼地向世界邁出頭幾步,他們還有個在臺灣、香港或新加坡的平輩親戚可以指望。一步一步地走,這是鄧小平的特點。他不是七步并作一步,而毛澤東則是一個七步并作一步走的人。
西倫:鄧小平的經濟專業(yè)知識是從哪里來的?在經濟方面,他是不是一個充分合格的談話伙伴?
施密特:他是。他在法國生活過六年,而且在雷諾的一個汽車廠干過活。那時候,他基本上懂得了市場經濟是如何運作的。當然,他感受到了法國的發(fā)展水平比中國高得多。這肯定深深地影響了他,使他與毛澤東有了明顯的差別。毛是在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后,才前呼后擁地出國的,而且只去過莫斯科。不過從談話中已經可以看得出來,鄧操心的只是大框架,而不是實施細節(jié),不是現(xiàn)代經濟的精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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