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象的嶄新建構(gòu)

　　——看《建國大業(yè)》有感

　　一段時間以來，電影《建國大業(yè)》的策劃、拍攝、制作、上映前后的宣傳，似乎掀起了一場全民關(guān)注的文化熱潮，形成了全民議論的娛樂焦點，已經(jīng)在一個“眼球經(jīng)濟”的時代占盡風情，賺足注意力。這部濃縮了1945年重慶談判到1949年開國大典的波瀾壯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史、云集了一百七十余位當紅明星的影片《建國大業(yè)》，其票房商業(yè)性的成功和主流文化建設(shè)的成就，這種難得的名利雙贏態(tài)勢，都已成探囊之物，指日可待。

　　多重因素鑄就成功

　　《建國大業(yè)》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它的選題創(chuàng)意極其成功，選題和最終的主題定位于如影片片頭字幕所提示的：“謹以此片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第一屆全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召開六十周年”。由此，《建國大業(yè)》確立了厚重大氣的主流基調(diào)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基礎(chǔ)，極為有效地利用了國家資源和主旋律政治效應，利用了千載難逢的建國60周年這一歷史機緣。

　　而《建國大業(yè)》堪稱“偉大”的成功創(chuàng)意在于邀請海量明星出演———一開始是考慮幾個主演，最后則形成了全明星陣容。大量明星的集中出演符合電影的視覺文化本性，切合了大眾追星的夢想。

　　一代一代的優(yōu)秀演員，都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審美愿望、文化理想的象征和寄托。千百萬觀眾從他們身上獲得了情感的寄托和心理的滿足。正如路易斯·賈內(nèi)梯在《認識電影》中指出的，“這些偉大的有獨創(chuàng)性的人(指明星)是文化的原型，他們的票房價值是他們成功地綜合一個時代的抱負的標志。不少文化研究已經(jīng)表明，明星形象包含著大眾神話，也是豐富感情和復雜性的象征�！�

　　文化上的重要貢獻

　　全球文化傳播時代，《建國大業(yè)》在文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可能在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嶄新建構(gòu)上。

　　所謂“國家形象”，是近年從國際政治學、傳播學領(lǐng)域引入文化學乃至電影學的一個新名詞，一般認為是指在一個文化交流傳播愈益頻繁的時代，一個國家的外部公眾、國際輿論和內(nèi)部公眾對國家各個方面(如歷史文化、現(xiàn)實政治、經(jīng)濟實力、國家地位、倫理價值導向等等)的主觀印象和總體評價，主要通過媒介和輿論傳播與表達，是國家整體實力(尤其是“軟實力”)的一種重要體現(xiàn)。

　　毫無疑問，如果形象表現(xiàn)適當，它對外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親和力，對內(nèi)則具有強大的文化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具體就電影文化傳播而言，按我的理解，“國家形象”系指國內(nèi)外觀眾通過電影的觀看而形成的對中國國家、文化整體的有關(guān)價值觀、倫理觀、審美理想、生命力、精神風貌、社會狀況等的總體印象、總體評價。

　　這一術(shù)語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引發(fā)電影研究界的熱情是理所當然的。在相對封閉的、國際上不是通過電影來了解國家形象的年代，這個名詞也許是一個缺少實際意義的假命題，但從八十年代中后期《黃土地》、《紅高粱》等影片走向國際并引發(fā)國內(nèi)關(guān)于它們是不是向西方電影節(jié)評委和觀眾“展示丑陋”并邀寵的爭議開始，到今天中國電影越來越走向國際市場，在文化交流中愈益顯得重要，海外觀眾通過銀幕上的文化形象來認識中國的國家形象越來越普遍。

　　據(jù)一個在美國普通民眾中的調(diào)查顯示，最為美國普通民眾熟知的兩個中國人，一個是李小龍，一個是成龍，而這顯然都是因為承載他們銀幕形象的電影傳播的結(jié)果。美國《外交政策聚焦》2007年2月8日題為《功夫片的地緣政治學》的文章在評價華語大片《臥虎藏龍》的國際成功時寫道，“《臥虎藏龍》在國際上的成功，催生了一個正在上升的中國形象，并提高了世人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币虼耍�電影如何塑造和表現(xiàn)國家形象的問題成為一個迫切而重要的命題。

　　樹立了一根標桿

　　我們的電影中，不乏表述中國現(xiàn)代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史詩性巨片，但這些影片的視角往往表面上是客觀的，但導演的表現(xiàn)其實卻是主觀化，影片常以歷史主人自居的全知敘述者的權(quán)威語調(diào)，宣告歷史的進程、趨勢，兩黨、兩軍對決的必然結(jié)果，勝負正邪主次判然分明。而《建國大業(yè)》完全沒有那種威嚴的畫外音(只是惜墨如金地用了一些字幕)。有些段落直接用歷史紀錄片，有的段落則更是有意營造紀錄電影的效果。而影片表達的對歷史失意者的那種寬和、體察、平和的大度心態(tài)，甚至是一種“大江東去”式的歷史感悟，都毋寧說是歷史的詩意吟詠和人文激情的涌動。

　　《建國大業(yè)》在歷史的宏觀敘事中融入了個人命運的滄桑感和人性的悲涼與深度，在大刀闊斧的歷史風云之余，別有一種歷史滄桑感，從而表現(xiàn)出影片歷史觀的開放性和先進性。

　　就此而言，《建國大業(yè)》樹立了一根標桿。在以往的某些“大片”中，在文化價值取向上陷入一定程度的迷失和錯亂，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華文化陰暗糟粕的部分，客觀上呈現(xiàn)權(quán)力欲望、人性悖謬、倫理錯亂等非主流、非普世的文化的背面。如以國家、天下之名對俠義精神的壓抑、扭曲(《英雄》)，殘害個體身心的極端酷刑的奇觀化展示(《夜宴》)，權(quán)力欲望對人性、家庭人倫的扭曲(《滿城盡帶黃金甲》)……客觀上在國際文化傳播上呈現(xiàn)了一個不那么主流健康的中國文化和國家形象。

　　但《建國大業(yè)》呈現(xiàn)的國家形象，無疑是光明磊落、豪邁熱情奔放而新鮮亮麗的，它充滿生命活力、順民心合民意順歷史大勢，同時又虎虎有生氣，愛民親民又與民同樂。影片對內(nèi)可增強中華民族的自豪感、文化認同感，強化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對外則呈現(xiàn)了朝氣蓬勃、和諧向上、順應歷史趨勢、以人為本的精神風貌。無疑，這樣健康明朗、陽光親和的“國家形象”不是空洞、說教的，而是一定會有很好的文化傳播效果的，因為它有國慶獻禮的“主旋律”的堅實基礎(chǔ)，全明星陣容的視覺奇效和商業(yè)優(yōu)勢，史詩性敘述的穩(wěn)重厚實與飛揚的詩意和激情。

　　陳旭光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shù)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