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被譽為“過去50年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的塞繆爾·亨廷頓，以81歲的高齡終止了他對世界政治走向的睿智思索。

　　“文明的沖突”幾乎可以和亨廷頓的名字畫上等號。他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的沖突”論，因其思想的原創(chuàng)性和對波黑危機、外高加索戰(zhàn)爭、蘇丹問題、中東局勢以及其他地區(qū)暴力沖突問題的巨大解釋力，成為學者著述和百姓生活中使用頻度極高的詞匯。

　　在這個席卷全球的經濟寒冬，這位享譽世界的政治學大師，并沒有被世人稍稍忘記。因為他的辭世，“文明的沖突”和“我們是誰”的疑惑和追問，倒是一下子定格成了橫亙在世界各國有識之士面前等待求解的“問題之碑”。

　　世界級的烏鴉嘴

　　2001年的“9·11”事件是美國的噩夢，對世界格局大調整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深遠的。當紐約世貿大樓轟然倒下的那一刻，人們驚悚地想起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論，似乎8年前的那個預言像烏鴉的一聲大叫，一語成讖，真的應驗了，并且應驗在當今世界一強獨大的美國身上。怪不得西方有人恨恨地稱亨氏是掃帚星，但也有人感嘆他是高明的先知，甚至還有人稱他是當代巫師�！�9·11”之后，有人問亨廷頓這一恐怖襲擊事件是不是他所說的“文明的沖突”，結果被亨氏斷然否定。

　　亨廷頓本人承認與否并不重要，“9·11”后《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急劇升溫，持續(xù)列《華盛頓郵報》圖書排行榜首位；原來不太接受“文明的沖突”觀點的人們，也開始真的打心底佩服亨氏的預見了。一種思想對世界的意義從此得到進一步凸顯。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冷戰(zhàn)后的世界，文明取代了意識形態(tài)成為國際政治新的斷層線。按照他的分類，世界上應當有七大或者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zhàn)后暴力沖突的基本根源轉移到了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他尤其強調了西方文明可能受到來自伊斯蘭文明或者儒教文明的挑戰(zhàn)。

　　作為一部有深度的學術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受關注程度是很罕見的。截至目前，已被譯成39種文字，中文版在2000年被國內媒體評為“千年閱讀的必讀書”，2008年底又被媒體推薦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本書”之一。在高校和研究部門，此書在政治、歷史和國際關系學者和學子中間幾乎人手一冊，其影響力之大之廣泛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夏，亨氏最早在《外交》季刊上發(fā)表《文明的沖突？》一文時，題目后頭是有一個問號的，但后來被讀者甚至亨廷頓本人都幾乎確定為一個肯定的命題了。尤其是輯錄成書后，問號被亨氏自己去掉了，他沒有料到這會進一步坐實了人們對“文明的沖突”必將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的詬病。亨廷頓從這個意義上真的成了世界級的烏鴉嘴。

　　必須肯定亨氏畢生致力于研究動蕩世界的規(guī)律，竭力通過冰山一角，挖掘政治管理體系的深層次規(guī)律，就像站在船頭的瞭望者，及時地發(fā)出前面是否有暗礁、急流和險灘的預警，這是一個直面現實的學者的分內責任。但是他所預警的文明之間可能發(fā)生的沖突，如果宿命般地不能避免，就不知是人類的不幸，還是學者的悲哀了。

　　不能不說的是此書中文第一版出版前出現的一些插曲。1996年底，新華出版社的版權代理帶來了尚未在美國正式出版的《文明的沖突》的“毛書”，粗看之后，我們迅即決定聯系此書的版權。很快，我們就得到了亨廷頓本人的簽名授權，但是遲遲收不到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寄出的正版樣書，時間緊迫，我們只好先讓譯者據未經審校定稿的英文“毛書”譯成中文稿，直到1997年底的北京春季圖書訂貨會開幕在即，請亨氏本人寫的中文版序言返回了，正版樣書才姍姍來到。為了讓中文版早日與國內讀者見面，我們敦請譯者和新華社參編部的資深專家加班加點校訂中文稿，終于趕在展會開幕前夕把散發(fā)著油墨芳香的成書擺放到讀者面前。此后再版，出版社又先后做了個別修訂，使譯本更臻完善。

　　2004年，77歲的亨廷頓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力著《我們是誰？》，這本書將研究的視角轉向美國國內，同樣用“文明的沖突”的分析框架去透視美國國民的身份認同危機，再次驗證了“文明的沖突”作為一種政治學范式的有效性。亨氏認為，由于墨西哥等國的拉美裔人口大量移入，美國可能成為一個兩類群體、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的國家，勢必對美國人的國家認同形成挑戰(zhàn)。亨氏強調，是必須重申那些讓美國人之所以成為美國人的核心價值的時候了。

　　對于“文明的沖突？”和“我們是誰？”，亨廷頓也許并沒有找到答案，重要的是他發(fā)現并提出了問題，重要的是他提醒人類之間要尊重差異，包容個性；要合作，不要沖突；要對話，不要對抗；要通過跨文化對話，實現不同文明的共存。對其贊成也好，反對也罷，他的問題開啟了無盡的思考和探索，反思“文明的沖突”，反思本土文明的長短利弊，寄望各國政治家拿出足夠的智慧，提出緩和與消除沖突和暴力根源的建設性方案。

　　不能否認，亨氏對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模式的分析，更多地憑借了自己的整體直觀和學術悟性，對它們的豐富內涵、辯證結構和微觀規(guī)定性的把握，遠沒有他對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國文化來得熟稔和自信。比如，他對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主要特征的看取和概括，就還停留在旁觀者的一般性層面上，未修煉到直指要害進行深入辨析的那種火候。

　　盡管如此，對亨氏“文明的沖突”論的哲學合理性還是應予充分肯定，中國宋代哲人張載有言：“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啟示我們要看到人類文明的未來曙光。

　　1988年，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聚會，發(fā)表宣言說：“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前，從孔子那里尋找智慧。”禮之用，和為貴。揚棄傳統(tǒng)資源，建設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是中國模式的解決方案，相信人類會變得更加聰明，天下智者終將找到相克相生、相輔相成之道。

　　(李樹林，新華出版社編審，第一綜合編輯室主任，曾經參與策劃推出《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們是誰》。)

　　不做學術明星

　　潛身哈佛洞察亂世

　　1927年8月18日，亨廷頓出生在紐約城，父親是位出版商，母親是位短篇小說作家，外祖父是當時美國頗有名氣的專門揭發(fā)政商兩界丑聞的“扒糞刊物”《麥克盧爾》的合作編輯。亨氏對社會的感應、描述和分析能力無疑受惠于他的親屬潛移默化的影響。

　　亨廷頓去世前，一直住在馬薩諸塞州馬撒葡萄園島的一家護理院，他數月前就已經纏綿病榻，生活不能自理。與他結婚51年的妻子南希住在不遠處的一幢房子中，這幢房子是用其代表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版稅建起來的。十多年來，亨氏夫婦經常到該島度假。

　　學生時代的亨廷頓才華穎異，16歲進入耶魯大學，就讀兩年半就以優(yōu)異成績提前畢業(yè)。服完兵役后，又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1950年，年僅23歲的亨廷頓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畢業(yè)之后留校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在大學執(zhí)教58年，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政治、國際政治和世界政治學。

　　亨廷頓的去世，是哈佛和國際學術界的一大損失。其生前好友、經濟學家羅索夫斯基評價說：他是一個學者，是一個使哈佛成為著名大學的學者。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研究和辯論他的想法。我相信他無疑是過去50年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他的每一本書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他的一些說法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詞匯。

　　終其一生，亨氏作為國際事務的觀察家，以敏銳、深邃、冷靜的“海底之眼”洞察喧囂紛亂的世界。他的學術聲譽是靠著12本專著和一系列論文建立起來的。亨氏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雜志的創(chuàng)辦人與兩主編之一，他是典型的書齋學者，但他的治學和寫作歡迎辯難，他堅信在辯難中真理得以彰顯和完備。他說：“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么新見解的話，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都應如此。”從多位新生代的美國學者身上，我們都可看到亨氏尋求理論創(chuàng)新、注重理性思辨的學術路數的浸澤。

　　亨氏在哈佛學生中口碑很好，聽過他講課的哈佛學生對他印象頗佳。亨氏不做學術明星，不愿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人們很難在電視訪談節(jié)目中看到他。亨氏為人靦腆、低調，據接觸過他的版權代理介紹，亨氏并不難打交道，對版稅事宜也不是很計較。

　　亨廷頓在哈佛的同班同學可謂精英薈萃，有政界耆宿資深外交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還有曾擔任過卡特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著名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而他最知名的學生包括著有《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之人》的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和現為《新聞周刊》著名評論家的扎卡里亞等。如今哈佛仍然是國際學術界政治學研究的重鎮(zhèn)，提出“軟實力”概念并著有《軟實力：世界政壇成功之道》一書的著名學者約瑟夫·奈就是亨氏的生前同事。李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