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齡 張靈甫:抗日名將與絕色佳人世紀傳奇
一個,是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抗日名將;一個,是豪門深閨、絕色佳人。 一個,是《紅日》里兵敗戰(zhàn)死孟良崮的國民黨五大主力之整編74師中將師長;一個,雖守寡60年獨自撫養(yǎng)幼子老母,卻成為周恩來的座上客和聯(lián)系中國與美國、大陸與臺灣的橋梁。張靈甫和王玉齡,雖然只做了兩年夫妻,他們之間的故事卻以中日之間、國共之間的兩場大搏殺為背景展開,成就了貫穿20世紀的一段傳奇。年近八旬的王玉齡,如今定居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60周年前夕,她接受了本報專訪。
文/菲戈
說實話,采訪完王玉齡,有一點點失望。想從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嘴里探聽“歷史秘聞”,很多她根本不知道,或者只能轉(zhuǎn)述別人告訴她的東西;對于她所親身經(jīng)歷的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她也沒有更深的見解、更富教益的總結(jié)可以告訴你。而這些,可能都要歸咎于一點:她太“年輕”了。那些事情發(fā)生的時候,她什么都不懂,直接從一個名門望族的閨中小姐,變成了國民黨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編74師師長夫人。她出嫁時不到17歲,守寡時剛剛19歲。
來看一份簡要的“年份對照表”。1925年,張靈甫以黃埔四期生的身份,與同學(xué)林彪、劉志丹、謝晉元、胡璉等一起追隨總司令“蔣校長”踏上北伐征程的時候,王玉齡還沒有出生。1928年,王玉齡誕生在湖南長沙的望族王家時,北伐已經(jīng)成功,張靈甫因?qū)伊?zhàn)功而升為連長。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張靈甫率軍來到淞滬戰(zhàn)場時,不到4歲的王玉齡剛剛為避戰(zhàn)禍離開上海。那是她第一次到上海,陪身患重病的父親求醫(yī)。1937年,張靈甫以團長的身份參與了“八一三”淞滬血戰(zhàn),此時他幾乎經(jīng)歷了抗戰(zhàn)中正面戰(zhàn)場的每一場惡戰(zhàn),并打下了“常勝將軍”的威名;這一年,9歲的王玉齡正在家中歡度幸福的童年,對國家和民族的危難毫無意識。
1940-1945年,張靈甫在王玉齡的家鄉(xiāng)歷經(jīng)慘烈的長沙會戰(zhàn)、常德會戰(zhàn)、長衡會戰(zhàn)等,打瘸了一條腿,從團長升到副軍長;此時的王玉齡卻一路逃難,在山林間讀完了小學(xué),又讀中學(xué)。
1945年,42歲的張靈甫身兼74軍軍長和南京警備司令,成為蔣介石的“御林軍總管”,而他的新婚妻子王玉齡甚至不知道他的年紀,以為他最多30出頭。
1947年,直到孟良崮戰(zhàn)役前夕,王玉齡還挺著9個月的大肚子坐著在土路上顛得亂跳的吉普車,去前線看望張靈甫,那是她最后一次見到丈夫。她說,那時候她真的什么都不懂,不覺得累,不覺得苦,不知道要小心“保胎”,只想著能見上丈夫一面就開心了。
1947年5月7日,這一天,王玉齡生下了胖小子,張靈甫爬上了孟良崮。10天后,74師全軍覆沒,張靈甫戰(zhàn)死。這份“對照表”列出了在王玉齡與張靈甫相交集的那些“歷史事件”中,他們各自懸殊的年齡、身份、地位和參與歷史的“深度”。究其實質(zhì),其實無非是出生于1903年的張靈甫與出生于1928年的王玉齡之間巨大的年齡差距。盡管他們的婚姻生活和諧美滿,盡管他們在很多事情上有著異乎尋常的“共同語言”,但實實在在的“代溝”使得王玉齡并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張靈甫這個人的過去,并不能真正理解身處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最血雨腥風(fēng)最風(fēng)云變幻的年代的他面對那些重大抉擇時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
她是一個女人,一個太年輕的女人。她能夠付出的,唯有感情,這份感情一直支撐著她。直到現(xiàn)在,盡管談起孟良崮,她已經(jīng)可以很平和地微笑著回答問題,但憶起張靈甫死訊傳來的那些日子,她依然眼含熱淚、聲音哽咽。她不反對重拍《紅日》,但有兩點保留:一,希望這個重拍版里不要再有丑化的傾向;二,傳說中的李幼斌,她認為不適合演張靈甫,倒不是因為他刻畫的“土八路”李云龍?zhí)^深入人心,而是因為他“長得不好”,與她心中珍藏了60年的那個高大、英俊、威武的張靈甫形象反差太大。近80歲的人,只要談起張靈甫,她能夠在兒子公司那間非常“臺商”風(fēng)格的凌亂會議室里一坐6個小時,中間只站起來接了兩個電話,上了一次廁所。臨走,她還反復(fù)關(guān)照:“我太平凡了,你寫報道少寫一點我,主要寫張靈甫!
因此當(dāng)我抱著“重述歷史”的目的去采訪王玉齡時,免不了有些失望,可是當(dāng)我意識到不需要強加給她那些歷史的“意義”,只需要去見證這段綿延一個世紀的感情時,我卻有些羞愧了—從1903年張靈甫出生,到2007年王玉齡依然健朗地接受采訪,不正是這一“跨越時空”的感情,串起了這整整100年的歷史?我們這些后生,即使真的領(lǐng)受了后來者的“優(yōu)勢”,而能以更清晰更全面的視點來解讀歷史,豈不正是這些親歷者以自己活生生的愛恨生死,賜予了我們這些啟示?因此我們唯有尊重,哪怕懷疑,哪怕批判,我們也要以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尊重為出發(f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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