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圓明園是民族苦難“紀念碑” 強烈反對修復(3)

　　吳子桐：圓明園的萬劫不復，對于當時的清政府、士大夫以及一般民眾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心理影響？從世界歷史的眼光看，這一類大的歷史悲劇對于一個民族和國家有什么影響？

　　葉廷芳：對于清政府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不僅不得不接受大量的賠款和其他許多苛刻條件，而且心靈尤其受到重創(chuàng)，咸豐皇帝氣得吐了血，而且第二年就一命嗚呼了！直到十幾年以后，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仍耿耿于懷，一度竭力想修復它，哪怕一部分。無奈國力實在不行了，只得作罷。但清政府的大臣們好歹也領(lǐng)教了洋人“船堅炮利”的厲害，決心也來搞工業(yè)，“辦洋務(wù)”。我參觀過清代末代狀元張謇奉張之洞之命在南通辦的“洋務(wù)”，那真是全方位的現(xiàn)代化，包括教育、郵電、航運、博物館等等，連他自己蓋的住宅都是英國式的小洋房。對于廣大知識界和具有愛國意識的老百姓來說，痛惜的倒未必是圓明園毀滅本身，而是從圓明園的毀滅中看到祖國居然從一個曾經(jīng)令西方如此景仰的偉大國度逐步地衰敗到如此落后、愚昧、封閉、不求上進、對世界一無所知，最后竟然受到如此的奇恥大辱，從而驚醒起來，更加關(guān)心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思考突破現(xiàn)狀的辦法，進而導致了后來的維新運動和革命政黨的建立。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給中國人額頭上擊了一猛掌，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強意識和革命意識，加速了腐敗的清政府的垮臺。

　　汪榮祖：咸豐皇帝英年早逝與傷悼圓明園不無關(guān)系，對慈禧與同治帝的打擊也可想而知。一般士大夫如史家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在北京茶樓看到天邊濃煙，知道圓明園起火，不禁痛哭出聲。這決不是“孤例”，康有為在巴黎看到圓明園遺物也感到傷心，直到最近海外有一位華裔女作家張純瑛來到圓明園廢墟也不禁流淚，稱之為“中國的哭墻”，可見150年來中國人的傷悼之情并未稍衰。當然傷悼之余要能理性思考，必須認知到國家沒有實力，必然招辱。圓明園興盛的150年不能不說是“文明的崛起”，然而沒有武力作后盾，這個“文明”活生生地倒下了。大國崛起如果沒有經(jīng)濟上與軍事上的崛起，也就沒有崛起的基礎(chǔ)，又如何談文明或文化的崛起。

　　吳子桐：對于如何保護圓明園遺址，近年人民網(wǎng)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72.1%的網(wǎng)友對重建或修復圓明園持明確反對態(tài)度。西方歷史中也有許多著名的建筑被毀，西方人更傾向于用保存遺址的方式來紀念。二位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葉廷芳：圓明園遺址是當年外國列強武裝侵略中國的最殘暴一幕的“作案現(xiàn)場”，是中華民族最后那段苦難歷史的“大地紀念碑”，是最鮮明、最有力的歷史見證。因此一定要完整地把這個廢墟的面貌留住。我強烈反對修復之類的主張和行動。有人說，修復是為了“重現(xiàn)昔日造園藝術(shù)的輝煌”，以體現(xiàn)“中華民族的復興”。非也！藝術(shù)的價值在于原創(chuàng)，美是不可重復的！

　　汪榮祖：我是最早不贊成重建之一人，重建后的圓明園是假東西，更何況即使有錢重建，也無那種重建的手藝，請看珠海的圓明新園，真是不堪入目。我完全同意葉先生反對修復的意見，也很高興知道72.1%的網(wǎng)友反對重建或修復圓明園。

　　吳子桐：現(xiàn)在圓明園遺址的管理上有什么問題？世界各國在文化遺產(chǎn)保護方面的經(jīng)驗，對圓明園遺址公園的保護與管理具有哪些借鑒意義？

　　葉廷芳：首先我認為，圓明園管理的難度是很大的，比頤和園、天壇公園等的管理難度都要大，因為她不是一個一般的旅游場所，也不同于一般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她是一個身份特殊、內(nèi)涵豐富的考古和研究的對象，而且牽涉到多學科的門類：建筑學、園藝學、歷史學、考古學、植物學、生物學、地理學、美學乃至文學等。這需要多學科的專家參與，還需要反復的論證。

　　針對這樣的工作性質(zhì)和任務(wù)，最好增加圓明園管理處專業(yè)人員、提高機構(gòu)級別，直屬于北京市政府，最好是國家文物局。圓明園的管理應(yīng)該多聽文物專家的意見和社會呼聲，更應(yīng)與國際通行的理念和規(guī)范接軌。我國著名文物專家、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曾在《人民日報》撰文強調(diào)：圓明園就讓它“靜靜地躺在那里”。這與我的看法不謀而合，因為只有把地下遺存清理出來，才能讓遺址充分赤裸裸地呈現(xiàn)出來。

　　汪榮祖：如何保護好遺址當然是在圓明園管理上最重要的事，主其事者不僅位階要高，而且要有相當文化素養(yǎng)的人，才不致流于俗套。作為遺址公園必然有所整修，但宜保持遺址的悲壯氛圍，盡量減少作為旅游的商業(yè)色彩。

　　吳子桐：現(xiàn)在圓明園主要作為一個民族內(nèi)部的紀念，英法的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1860年的悲劇，從這個情況來看，重提歷史、銘記歷史，是不是比恢復遺址和追回文物更有意義？

　　葉廷芳：像北京這樣一個千年古都，應(yīng)該有震撼人心的建筑廢墟立在那里。圓明園遺址恰好是最有價值的典型。圓明園的教訓不光是英、法、中三個國家的教訓，也是全人類的共同教訓，她警示人們對人類創(chuàng)造的文化財富，即使在戰(zhàn)爭年代也不應(yīng)該毀滅它。西洋樓只是圓明園當時上百個景觀中的一個。但是現(xiàn)在性質(zhì)不同了，它成了圓明園遺址最鮮明、最強烈的標志，她的存在是圓明園那場大劫難的永恒的無聲控訴。我每進圓明園，向西洋樓遠遠望去，就不禁鼻酸：我仿佛看到一個重殘的小孩，他的一家人在一場劫難中都被強盜們殺死了，唯獨他受了重傷活了下來，現(xiàn)在他正向人們敘述著那段驚心動魄的災(zāi)難……

　　現(xiàn)在不僅英法青年不知道這段歷史，甚至法國的雨果研究專家，你向他提起當年雨果那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他都茫然不知。這是我的朋友程曾厚教授的親身經(jīng)歷。你想，對于外國人，是把圓明園修復了，讓他們來欣賞中國昔日的皇家園林的輝煌好呢，還是請他們來傾聽這廢墟的無聲控訴好呢？

　　汪榮祖：我覺得銘記歷史與恢復遺址和追回文物是兩回事，沒有必要比較輕重，盡可同時進行。銘記歷史不僅銘記圓明園的歷史，牽涉到當今“史盲”的問題，今日有太多的人不重視歷史，很多年輕人對歷史也不感興趣，歷史知識也愈來愈淺薄，不僅中國，全球都如此，值得我們正視。

　　木刻版畫《圓明園正大光明殿》，Thomas Allom繪，Brandard刻

　　《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英漢對照)，汪榮祖著，鐘志恒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定價：6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