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文/楊健
最近采訪科技界人士,兩次聽到同一個故事:1940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擬成立民族研究所,總干事傅斯年多次登門,請知名語言學家李方桂掛帥。李堅辭不就。逼得沒辦法了,只好說:“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备邓鼓曷牶螅L揖而退:“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講故事的人認為,李方桂的說法雖有失偏頗,但真實地反映了一個科學家對做學問和做官的態(tài)度。如今,對自身價值如此自信的學者已經(jīng)不多了,因為他們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正遭遇“官本位”思想的嚴重干擾。
副教授享受處級待遇,教授享受副局級待遇,院士享受副部級待遇……每個專業(yè)職稱都與某個行政級別嚴格對應,官位高低一定程度上竟成了衡量科技人才的標尺。學有所成者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看似“重視人才”,實則恰恰是學問沒有地位的證明,似乎只有“做官”,才能讓研究者的價值得到體現(xiàn)。
價值評價體系的扭曲,可能會讓一些很有學術前途的青年人才逐漸失去學術創(chuàng)新的興趣。更令人憂慮的是,一旦走上校長、所長、系主任等行政管理崗位,申請課題經(jīng)費、發(fā)表論文、出版專著、參評科技獎,都比普通科研人員更有優(yōu)勢。日久天長,不少“一等人才”遠離科研一線,學術生命枯萎。
公平地講,選擇做學問還是搞管理,并無高下優(yōu)劣之分,行政管理同樣需要有學識、有能力的人才。反對科技界的“官本位”,不是說所有的科研人才都不能轉行做管理,而是要改變重職位、輕學問、“學而優(yōu)則仕”的人才評價標準和價值取向。這樣做的目的,不僅是給專業(yè)人才創(chuàng)造一個相對寬松優(yōu)越的科研環(huán)境,保持其創(chuàng)新的銳氣和動力,更重要的是尊重他們在各自領域內(nèi)的獨到見解,讓科學精神獨立于“長官意志”而發(fā)揮作用。
去年8月,溫家寶總理到湖南考察。在超級水稻試驗田邊,總理緊緊握住袁隆平的手說:“袁老師,您到我的辦公室來看過我,今天我到您的稻田來看您!彼麍猿终堅∑较壬宪嚕⒆诳看暗淖,一起前往研究中心。
很多人看到這條消息都很振奮。一名大學中文系教師有感于總理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以“禮賢下士”為題,讓學生寫一篇議論文。誰知作文交上來,大多數(shù)同學都把“下士”解釋成了“手下人”。這位教師為此感慨萬千:“我真沒想到,那么多年輕人在人才受到官員的尊重時,竟會下意識地認為這是‘手下人’得到的超常待遇。這樣看來,要改變長期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增強學術界獨立的創(chuàng)新精神,要走的路還很長。”誠哉斯言。
(摘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