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公園是否被“侵吞”，實際是權(quán)力領域、資本領域與公眾生活領域間重劃“界線”的博弈。在這種博弈中，沒有形成“公共意見”的公眾力量最為薄弱，而一旦形成“公共意見”，則公眾的力量最為強大
文/雷頤
近來圓明園“湖心島”出租、在園內(nèi)建萬春園別墅等事件，讓圓明園又成為輿論關注焦點。自從圓明園鋪設防滲膜事件被曝光，公眾的目光便聚焦于此，恐怕它往后不會再“清靜”了。
其實，從歷史上說，這座清王朝幾代皇帝悉心經(jīng)營的皇家名園，從它建成之日起似乎就不得安寧，注定要承載太多重負、太沉重的歷史命運。
自雍正帝以后，長期園居便成宮廷風尚，因為住在景色綺麗的圓明園比住在森嚴莊肅的紫禁城要舒服得多。所以一年之中，皇上們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此度過。而咸豐皇帝更是常年駐此，移園為宮。許多影響深遠的軍國大事即在這片湖光山色中做出決定，不少充滿血腥的陰謀詭計即在這花木扶疏、曲徑通幽處醞釀、發(fā)動；侵略者的熊熊烈焰將其付之一炬，給我們民族留下永遠難以愈合的創(chuàng)傷；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和權(quán)傾一時的恭親王奕讠斤曾借是否重修此園展開激烈政爭、打擊對方，最終慈禧得勝、獨攬大權(quán)，打破了晚清宮廷權(quán)力的均衡；荒蕪百年、歷經(jīng)一次次毀挖填拆搶偷后，這里又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事實上它已經(jīng)成為民族“集體記憶”中十分敏感的一部分……
因此，有關圓明園的一切不能不格外引人關注。
然而，如果此次僅僅就事論事，則這次“圓明園風波”的意義有限。若能以此探究更深的問題，提高管理者和公眾的“公共意識”，意義可能更加深遠。
公園將園內(nèi)房屋出租牟利并非圓明園獨有，有不少公園多年前就將臨街部分毀掉蓋成商鋪、寫字樓或商品房出租出售；許多國家級風景區(qū)、自然保護區(qū)都在大興土木，建成幢幢別墅。值得注意的是，與圓明園一樣，這些做法卻大都“合法”，有主管部門的批準。
當然，有關主管部門很可能并未從這種批準中“不當?shù)美�，但這起碼反映主管部門缺乏法治意識，同時也缺乏“公共”意識。公園建設本來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但關于公園的決策過程卻完全是“黑箱作業(yè)”，公眾事先毫不知情，這種缺乏基本的透明度的決策，實際上認可了公共利益的部門化。
從另一方面看，以上種種皆非今日始，但公眾當時并無強烈反應，更未形成“輿論”，媒體對此類事也關注有限，說明了社會“公共精神”、“公共意識”的匱乏。也難怪，在中國，“公園”等不少公共設施是近代才有的舶來品，所以“公共”概念向來淡泊。人們沒有意識到這實際是對自己權(quán)利的侵犯，或者說，縱有不滿也沒有公開表達的渠道，即沒有形成“公共意見”的“公共領域”。
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所謂“公共領域”，“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gòu)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公民在處理普遍利益時便超越了個人行為，成為一個群體。由于人數(shù)較多，這種交往必然需要一定的傳播和影響手段，媒體就是這種領域的媒介。哈貝馬斯進一步指出，正是這種公共性使得公眾能夠?qū)φ顒訉嵤┟裰鞅O(jiān)督和控制。
這場“圓明園風波”因圓明園的特殊性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關注，于國人“公共意識”的覺醒、增強無疑大有裨益。公園是否被“侵吞”，實際是權(quán)力領域、資本領域與公眾生活領域間重劃“界線”的博弈。在這種博弈中，沒有形成“公共意見”的公眾力量最為薄弱，而一旦形成“公共意見”，則公眾的力量最為強大。這說明，對公眾而言，能形成“公共意見”的“公共領域”最為重要。
不論結(jié)果會怎樣，“圓明園風波”終于形成“公共意見”，有關管理部門開始與公眾對話，畢竟說明了社會的巨大變化。曾記否，“文革”中的一天早上，北京市民突然發(fā)現(xiàn)自打1920年代起就由皇家花園改成公園的“北海公園”、“景山公園”一夜之間突然又成“禁苑”，成為“四人幫”等在內(nèi)騎馬、游玩的“皇家花園”。在“文革”淫威下，人們敢怒不敢言，只能道路以目�！八娜藥汀北环鬯楹螅氨焙！薄ⅰ熬吧健敝匦麻_放，再成“公園”，深得民眾好評。因此，能否維護公園的“公共性”，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公民社會是否成熟、發(fā)達。所以，這次“圓明園風波”的意義委實不能小看。(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