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硅谷已經一年多了﹐經常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約我吃飯﹐非常好奇也非常誠懇地詢問我回國的經歷。盡管最近媒體風傳海歸變成海待﹐在硅谷的中國人圈子里﹐闊別多年的祖國﹐依然象一顆巨大的磁石﹐吸引力有增無減。
中國加入世貿后經濟增長勢頭穩(wěn)健﹐海歸的就業(yè)市場也頗有好轉﹐不時聽到朋友在國內找到高薪高職的工作﹐于是想借此機會談談我的海歸經歷。
我二零零一年從斯坦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yè)后﹐不顧朋友勸阻﹐決定回國﹐加盟麥肯錫大中華區(qū)北京公司做企業(yè)戰(zhàn)略咨詢顧問。記得剛回國的時候﹐心里非常興奮非常激動﹐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覺得象做夢一樣﹐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闊別七年的祖國。
第一次和同事去嘉里中心旁邊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飯﹐特別高興﹐心想在美國可吃不到這么地道﹐又這么便宜的中餐。回國的前四個月象蜜月一般﹐覺得中國處處都好﹐可不用在美國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這輩子不需要回美國去了。
沒想到蜜月總有結束的時候﹐四個月之后﹐開始懷念美國﹐同時漸漸發(fā)現自己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記得回國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說﹐當心回國后有”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蕩﹐意思是說我需要重新適應中國的文化。當時不信﹐心想我從來是很中國的﹐在美國這么多年﹐因為中國情結太深太重﹐總是有意識地抵觸美國化﹐保持自己的中國本色﹐回國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難道還需要適應我自己國家的文化不成﹖
結果不幸被好友言中﹐發(fā)現潛移默化中自己已經吸收了美國文化的很多東西﹐反而對中國文化不習慣了。那么就來談談我回中國的逆向文化震驚吧。
語言震驚
回國兩月有余﹐第一次去相親﹐對方是媽媽同事鄰居的兒子﹐北師大畢業(yè)﹐人大的工商管理碩士﹐在北京一家民營的證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歲﹐地道的本土派﹐儀表堂堂﹐爸媽頗為滿意。
記得第一次見面﹐交談不久﹐對方冷不丁問我中文里夾的英文詞“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問楞了。在美國已經習慣了講中文的時候帶英文詞兒﹐從沒想到過需要把英文的口頭禪翻成中文。冷不妨被問到﹐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譯﹐但聽起來很蹩腳﹐中文不用這么長的形容詞兒。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沒有完全表達出來。仔細一問﹐原來我交談中不自覺帶的很多英文詞兒他并沒有聽懂﹐只是不好意思問罷了。
大學的時候讀圍城﹐記得錢鐘書先生把海歸夾在中文里的英文詞兒比成“夾在牙縫兒里的肉屑”﹐當時為錢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對海歸的這種行為大不以為然。沒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講話也變成了“夾在牙縫兒里的肉屑”。
真想對錢先生說﹐先生冤枉啊﹐我夾英文詞兒可一點都沒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實在是習慣了﹐脫口而出﹐真要一點兒英文都不夾還很費勁呢﹐因為要在說話前把腦子里現成的英文詞兒現翻成中文(還得找到合適的中文詞兒)。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海歸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語言關。
在麥肯錫第一次和中國客戶打交道﹐同事對我說﹐注意講中文﹐客戶不喜歡我們說話帶英文。于是給聯(lián)想做項目的時候﹐講話特別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講﹐但一不注意英文詞兒還是脫口而出(比如說strategy, competitive analysis之類的商業(yè)用語)。
好在聯(lián)想的客戶很尊重麥肯錫﹐也很愿意向麥肯錫學習西方的先進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響不知不覺講話也帶上了英文詞兒。想想很對不起錢鐘書先生。
生活文化震驚
海歸遇到的語言震驚是很容易發(fā)現也是相對來說容易克服的﹐而海歸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異﹐則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點一滴里﹐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記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談到聰明和智能的區(qū)別﹐他問我說﹐你覺得自己是聰明型呢﹐還是智能型的﹖我當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是既聰明又智能型的”。朋友驚訝地看了我一眼﹐說道﹐你到是一點兒都不謙虛啊。我當時一楞﹐突然意識到在東方文化里﹐即使別人夸獎你的時候也應該謙虛地說﹐“那里那里﹐還差得遠呢”﹐那有王婆賣瓜﹐自賣自夸的道理﹖
在美國呆久了﹐習慣了心里想什么就說什么﹐忘記了謙虛﹐也忘記了謙讓。西方文化直來直去﹐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說十分(如果不是說十二分的話)。學會推銷自己是在美國謀生的先提條件。東方文化則比較含蓄﹐經常拐彎抹角﹐嘴里說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會說八分﹐留著二分讓對方去猜。
在上海做項目的時候交了一個上海男朋友偉﹐本土派的﹐其實也算海歸﹐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還東方﹐所以我們在一起經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異。一個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從北京來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間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該見她的朋友就見她的﹐我給苗要了一張房卡﹐這樣我們倆互不影響﹐行動自由。
跟偉一講﹐他很生氣﹐說你怎么能這么對朋友呢﹐中國人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當然應該陪好朋友玩了。我覺得很委屈﹐在美國﹐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間也是很獨立的﹐有空約時間見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沒什么可客氣的。
在我看來很自然的事﹐在偉眼里是“不講姐們兒義氣”﹐解釋了半天也解釋不清﹐本來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偉去無錫玩﹐結果我們兩個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剛剛出差去過)﹐也沒玩好﹐因為我和偉吵架﹐三個人都掃興而歸。
企業(yè)文化震驚
生活中的文化差異象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擊才會迸發(fā)﹐即使發(fā)生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有時會給平靜的生活憑添一些樂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異﹐則象是一股旋流﹐會有一種被它吞沒的感覺。
在麥肯錫北京公司工作﹐感覺肩上的責任比在美國大﹐更有挑戰(zhàn)性﹐比如說給微軟這樣的財富五百強跨國公司或中國電信﹐聯(lián)想這樣的國企民企領頭羊做企業(yè)總部發(fā)展戰(zhàn)略﹐但是最大的感覺就是累﹐幾個月下來身體透支得很厲害。回斯坦福商學院參加我們2001屆MBA的一周年聚會,和在美國麥肯錫做的同學一聊天﹐發(fā)現同是給麥肯錫打工﹐我在中國的工作時間是我同學在美國工作時間的兩倍。
在中國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樣的感覺﹐在中國工作工作時間加倍長﹐工作強度加倍大。為什么呢﹐我想有兩個原因。其一﹐經濟差異﹐中國仍在飛速發(fā)展的階段﹐而美國經濟已相對成熟﹐好比馬拉松賽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兩個小時的對手﹐自然會跑得累很多。
其二﹐文化差異。美國文化強調個體的重要性,強調individuality﹐個人利益第一﹐企業(yè)利益第二﹐如果問100個美國人﹐工作和家庭哪一個更重要﹖99個會回答說﹐這還用問﹐當然是家庭重要。剩下一個會被大家認為是workaholic (工作狂)。晚七點以后和周末是法定的個人時間﹐偶而老板讓加班﹐還要很抱歉地地對你說﹐不好意思讓你加班了﹐做完趕緊回家吧。
而亞洲文化﹐強調集體的重要性﹐強調conformity﹐企業(yè)利益第一﹐個人利益第二﹐個人服從集體﹐老板覺得你的時間都是他的﹐加班理所當然。況且中國文化崇尚堅忍﹐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在麥肯錫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做得那么辛苦﹐大家卻也習以為常﹐沒有人因為工作時間長就炒老板魷魚。習慣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卷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后﹐突然有一種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
女海歸的交友震驚
回到硅谷后﹐碰到和我年紀相仿﹐想回國的女同胞﹐問我回國的感受﹐我第一句話就問﹐你結婚了沒有﹖有沒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是沒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硅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國找不到男朋友的。為什么呢﹐那就談談我回國的交友震驚吧。
在美國洋插隊了七年﹐回國的時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齡女青年﹐我的婚姻問題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在美國的時候心想﹐中國有十三億人﹐男同胞應該有6.5億吧﹐市場足夠大了﹐自己條件又不錯﹐找個老公總不成問題吧。殊不知自己大錯特錯也�；貒肽甓�﹐居然一個約會都沒有(相親不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想想在美國七年﹐什么時候擔心沒有男孩子約我呢﹖如果我想約會的話﹐去一次硅谷中國工程師協(xié)會組織的舞會﹐或是郊游﹐自然能認識好幾個單身男士﹐約會不成問題。硅谷男女比例失調﹐女孩子是大熊貓﹐不愁沒人追的。沒想到回國之后突然之間門庭冷落﹐空守深閨了。海歸的舞會﹐郊游﹐或是派對也去了﹐認識的人也不少啊﹐可好象從來沒人主動給我打電話﹐偶而有男士約我出去﹐還以為對方喜歡我﹐交往一陣子后發(fā)現對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紅顏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者——第一者還沒著落呢﹐哪有時間去做第三者﹖
想想不對﹐用麥肯錫的2X2市場吸引力﹐企業(yè)競爭力矩陣一分析﹐突然發(fā)現自己在交友市場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競爭力也是零﹐處在要被麥肯錫建議退出市場的原點上。
為什么呢﹐先談目標市場吸引力﹐我的目標市場是海歸男士﹐覺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隊回城的﹐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吧。沒想到海歸男士不想找海歸女士﹐自己掙錢已經足夠多了﹐何必再找個女強人呢﹐還是找一個本土派的賢妻良母比較好。
那么擴大目標市場﹐轉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國兩個名牌大學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年薪十萬美金﹐足以讓本土派男士望而卻步。我曾試過在新浪網上交友﹐email告訴對方自己的學歷和經歷之后﹐對方只回了四個字﹐高山仰止。
大學的時候就在雜志上讀到過女碩士女博士找對象是高射炮﹐找不到目標�，F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市場吸引力是沒了﹐再看看自己的競爭力﹐既不年輕﹐也不是特別漂亮的那種﹐可能也不夠溫柔﹐在美國習慣了獨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從不依靠任何人﹐東方女性的順從謙讓都忘到腦后了。
和本土派年輕漂亮溫柔賢惠的女孩子比起來﹐似乎也沒有競爭力。怎么辦呢﹐難道真按麥肯錫的矩陣理論﹐退出市場不成﹖可總不能一輩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無望之際﹐偶然在上海做項目訪談時認識了偉。偉比我高一屆﹐88級的﹐大學畢業(yè)后趕上出國潮﹐東渡日本留學五年﹐回國后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銷售。我在上海給一家跨國公司做中國市場的戰(zhàn)略咨詢﹐在做市場訪談的時候碰巧認識的。
因為工作關系請偉吃中飯﹐聊得很投緣﹐所以約好周末一起出去玩。在上海出差幾個月了﹐還從沒在上海好好玩過﹐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周日晚上從北京飛到上海﹐周五晚上又急急忙忙飛回北京。這回決定在上海過周末﹐反正公司報銷五星級酒店房費。
周日偉帶我逛上海﹐在豫園品茶﹑吃南翔小籠包﹐在外灘坐渡船﹐登上東方明珠塔最高層看外灘的夜景。上海的夜景很美﹐可以和舊金山相媲美﹐但比舊金山更有情調﹐因為上海夏夜的風是溫暖柔和的﹐象是戀人的手﹐不象舊金山的海風﹐即使是夏天也吹得你透心兒涼。
和偉在一起的日子時間過得很快也很開心﹐是我回國一年中最開心的時光。曾有想過在上海找個外企的工作﹐扎根中國﹐就把美國放棄了吧﹐這也是父母的心愿。但不知為什么﹐心里總有一種失落落的感覺﹐象是有個添不滿的黑洞。其實我自己知道是為什么。二十歲到三十歲這人生成長中最關鍵的十年﹐我有七年是在美國度過。盡管自己一直在抵觸美國文化﹐但潛移默化中美國的文化﹐美國的價值觀已經成了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美國的一半﹐成了我和偉之間最大的障礙。我們倆之間總是會碰到中西方文化的沖突﹐我知道偉永遠不能夠理解我的另一半﹐那個我生長在地球的另一端。三十歲的我﹐發(fā)現僅有愛情是不夠的﹐我需要找到一個soul mate,一個真正能了解我的全部﹐分享我的全部的知己。我想了很久﹐覺得我和偉是不會有長久的幸福的﹐激情褪色之后﹐我們倆之間的差異會在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小事中體現出來。偉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一直不愿讓我為他放棄美國。
回國前朋友都勸我留在美國﹐這回父母姐姐倒是都勸我留在中國(因為當時美國經濟太糟)﹐但內心深處的我﹐知道自己如果不回美國的話一輩子都會后悔的。所以我鼓起最后一點勇氣﹐在二零零二年那個寒冷的冬天和偉告別﹐在硅谷經濟一片蕭條﹐公司裁員風聲鶴唳的時候﹐孑然一身回到了硅谷。
海歸的美國情結
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想家想得發(fā)瘋﹐第一次給家里打電話就哭了。出國前從國內帶了盤校園民謠之二(九四年最流行的)﹐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帶著點流浪的喜悅我就這樣一去不回﹐沒有人告訴我想家的苦澀滋味”﹐每聽到這句詞兒﹐都會忍不住流淚。在美國辛苦奮斗了七年﹐總算回國了﹐以為可以擺脫纏繞我多年的鄉(xiāng)愁了﹐沒想到回國不久﹐鄉(xiāng)愁換了個名字﹐又重新回到了我身邊。走在在北京喧囂的﹐塵土飛揚的大街上﹐開始想念硅谷碧藍如洗﹐一塵不染的天空。
上班堵在三環(huán)路上﹐自行車比出租還快的時候﹐開始想念在280高速公路上時速130公里開車飛馳的自由的感覺。還有我最喜歡看的好萊塢大片。每次回美國度假﹐都要一個人跑到電影院里﹐連看好幾個電影﹐享受在超大屏幕前看指環(huán)王﹐哈里波特的感覺。
想想海歸好慘﹐洋插隊幾載﹐辛辛苦苦適應了美國﹐回國后又要克服逆向文化震驚﹐重新適應中國﹐在美國的時候想中國﹐在中國的時候又想美國﹐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最后總要做一個選擇﹐無論選擇魚或是熊掌﹐總免不了一分割舍的痛。
記得在國內的時候﹐有一位本土派朋友﹐在國內事業(yè)有成﹐家庭美滿﹐有車有房有存款﹐可是出國夢仍未圓。琢磨著去美國讀書吧﹐舍不得在北京的高薪投資銀行工作和舒服的生活﹐不出吧﹐眼看公司里海歸同事越來越多﹐總覺得自己缺了點兒什么。舉棋不定﹐向我討教。
我對他說﹐出國一定要慎重﹐如果你想長期在國內發(fā)展﹐一定要找到合適的機會再出國﹐而且出去時間不要太長﹐在國外呆一兩年鍍個金就好了﹐出去時間太長國內機會成本太大﹐回國又要面對逆向文化震驚﹐有可能得不償失。如果你想長期在美國發(fā)展﹐對出國的機會倒不需要那么挑剔。不過做好得失的思想準備。
回到美國后﹐我悲哀地意識到﹐我和父母永遠隔著一個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父母不適應美國﹐我不適應中國﹐這個現實我永遠無法改變﹐這是每個第一代移民都要付出的代價。
說了這么多海歸的困惑﹐似乎海歸不是那么有吸引力。那么到底是歸不歸呢﹖中國和美國實在是各有各的好處﹐海歸與否因人而異﹐不能一蓋而論﹐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了。我個人以為對海歸來說﹐中國可能有更大的事業(yè)發(fā)展空間﹐而美國生活質量高些﹐更適合家庭﹐舍魚或舍熊掌﹐全看個人喜好。
我在加州伯克萊大學讀書時的一位好友﹐零零年回國﹐已經在民企里摸爬滾打了四年﹐對我說現在已經徹底本土化了﹐“別人都看不出我是海歸了﹐說我看起來跟北京小痞子沒什么區(qū)別”﹐海歸做到這份兒上﹐也算是修得正果﹐取到真經了。
文章來源：《澳洲日報》 文/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