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一些上訪者在北京制造了一些非法上訪的事端，上訪再次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討論的焦點。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的統(tǒng)計數(shù)據顯示：從去年1月1日到11月26日為止，共收到上訪信件52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長了近五分之一；同時，來全國人大信訪接待室上訪總件數(shù)為17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長了近三分之一。上訪問題成了我們這個社會一個特有的難題。

　　上訪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西周就出現(xiàn)了“擊登聞鼓”的申訴方式，漢代更是出現(xiàn)了“邀車駕”即在皇帝出宮或出游時攔車鳴冤的申訴方式，這些申訴方式大都延續(xù)至封建清王朝，并深深在國民的性格中扎根。解放之后，由于人治成分過高、公權力配置失范和政治運動等原因，上訪一直綿延不絕。而在市場經濟全面實行的今天，由于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健全，各種利益的分化，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積累和擴散，局部地區(qū)社會矛盾的激化，上訪的浪潮此起彼涌。

　　在對待上訪問題上，各級黨政部門一方面確實是從為民服務的思想出發(fā)，黨委、政府、人大、法院、檢察院一齊上，對上訪所涉問題高度重視，千方百計為群眾分憂解難；另一方面，又對纏訪、濫訪擾亂國家機關正常工作秩序乃至于社會秩序不勝其煩，于是便有不少地方對上訪者圍追堵截。而上訪群眾從領導的重視看到了希望，從圍堵感到申訴權被侵犯，更加堅定上訪決心，上訪問題陷入了循環(huán)的怪圈。

　　從根本上講，落實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緊緊抓住發(fā)展這一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推進社會民主與法治的建設，是解決上訪問題的根本性出路。但如果我們從制度建設上去分析，我們會發(fā)現(xiàn)，社會矛盾糾紛在任何社會都客觀存在，這就不能不讓我們去思考紓緩社會矛盾的有效機制。在西方國家，司法是紓緩社會矛盾糾紛的通道，是避免社會因矛盾糾紛而崩潰的人為屏障，司法從來都是以定紛止爭為天職。然而我們遺憾地看到，我們的司法機關在這場上訪浪潮中扮演的是日益邊緣化的角色：一方面許多矛盾糾紛的解決根本無法進入司法途徑，另一方面司法機關的最終裁判屢屢在外部權力迫使下而被推翻。前者使得糾紛不能在正當程序中得以充分而理性地張揚與解決，而后者又使糾紛永無寧日，簡而言之，司法終極性的缺位是我國上訪不斷產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司法終極性的第一個含義體現(xiàn)在法院或其他具有司法性質的機構應是大多數(shù)社會矛盾糾紛的最終裁決者。社會的大多數(shù)矛盾糾紛最終要在法定的程序內，由中立的第三方在雙方平等的參與下加以公正地解決。司法解決之所以優(yōu)于其他糾紛解決方式在于其有法定程序的保障，裁決者的中立、糾紛雙方地位的平等，并提供了充分的說理場所，充分保證了矛盾和沖突在體制內的解決，并且形式上保證了承擔敗訴的后果是說理不充分者，正當程序有利于消弭憤怒與不滿。而要做到上述要求，司法獨立是關鍵，其一法院與法官要獨立，法官無上司；其二是司法機關對所有司法性質的問題享有管轄權，并應有權威裁決提交其的問題是否屬其管轄范圍。

　　司法終極性的另一個含義是裁決應有既判力，已作出的裁判不允許隨意改變。當前我國終審司法裁判的重審有五個“無限”，即提起主體無限、時間無限、次數(shù)無限、審級無限、理由無限，如此無限在當今世界絕無僅有，而這也正是當事人上訪、纏訴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保證糾正明顯錯誤裁判的前提下，實行有限再審，提高訴訟效率，維護裁判權威，應是審判制度改革的大勢所趨。與此同時，各級黨政領導不應再充當救世主的角色，不能也不要再越權作出各種批示。其他國家機關權力配置應規(guī)范，包打天下的局面應改變。經過司法程序裁決的社會矛盾糾紛的申訴，改造為當事人的一種再審訴權，由司法機關在法定程序依有限再審原則加以解決。

　　當社會的大多數(shù)矛盾糾紛最終解決納入了司法程序并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司法的公正，當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得到應有的尊重，當司法終極性這么一個西方理念深入國民的骨髓并成為他們法律意識的一部分，在不久的將來，上訪現(xiàn)象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少。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和看到，這種司法終極性的實現(xiàn)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基礎，比如首先就應該盡量確保司法本身的公正。而這種司法公正又是與司法獨立、法官本身素質的提高等緊密相關的。而這些又需要在現(xiàn)實當中減少和消除各種對法院干預的行政權力，需要健全和完善各種監(jiān)督機制和制度。否則，如果司法本身不公正，司法的終極性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礎，也就必然難以讓人民認同和服從，各種上訪和不滿自然也就難以杜絕了。(法制日報/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