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8月8日電 據(jù)“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承辦方,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先生日前介紹,中國高官前往哈佛接受培訓“每人20萬元人民幣”的學費,并非百姓的血汗錢。
近日出版的《青年時訊》披露稱,盧邁先生早些時候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說到了“每人20萬元人民幣”的學費,許多的觀眾對此懷有疑慮。這樣的“天價”,是否能達到應有的效果呢?盧邁澄清說,“對于每人20萬元的培訓費,絕對不是百姓的血汗錢,而是我們基金會得到的國內(nèi)國外一些團體的贊助,還有部分則是基金會的本金收益?梢愿嬖V大家的是,這份投入絕對‘物有所值’,是一種有效的投入!
總結(jié)政府管理的“敗”讓人犯難
對于有著豐富實踐經(jīng)驗的人來說,案例教學的質(zhì)量可以說決定培訓的成敗!暗牵瓉淼墓补芾斫虒W都是單一的理論,屬于學者型的。這對于目前的公共管理教育是一個缺陷。”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薛瀾教授在接受時訊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國的公共管理案例還是比較難形成的,因為它牽扯到方方面面。企業(yè)管理可以總結(jié)成敗,但政府管理尤其實際的案例總結(jié)成敗中,“成”可以,“敗”就難了。通過與官員合作,學習他們已經(jīng)總結(jié)的一些案例,對我們進行教學和今后總結(jié)中國的案例都很有利。
第二批學員課程加入了“危機處理”
薛瀾教授說,“清華的公共管理學院有很強的國際性,很多教師都曾在不同的國家受到了系統(tǒng)的高等教育;而哈佛大學的很多學員都是從世界各地前往就學的,教師當中也不乏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不論是教學研究的經(jīng)驗還是公共管理的經(jīng)驗都很豐富。這樣的條件對于拓展學生的視野很有幫助!
盧邁先生告訴記者,“短期的培訓班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知識框架,今后遇到的問題則需要自己不斷努力。想一蹴而就地達到所有目的是不現(xiàn)實的”。第二批學員在課程上將有一些新變化,“比如說危機處理,過去沒有安排進去,這次就加上了。實際考察的時間長短、場地選擇都有變化!
哈佛大學與中國的高官培訓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并非最近才開始培訓中國官員。從1996年開始,先后已有60名中國政府官員和48名解放軍軍官在肯尼迪政府學院接受培訓。
1998年10月24日至11月8日,肯尼迪學院邀請國家行政學院第11期廳局級任職班學員赴美培訓,為期2周。美方為這次考察培訓做了精心的準備和妥善的安排。在培訓教師的安排上,選擇了既有政府實踐,又有理論修養(yǎng)的各方面的專家,組成了相當強的教學力量,參與這次培訓的美方教師共21人。
2000年夏,中國國防部外事局副局長張邦東大校,率領一個由25名軍官組成的研究班,在哈佛進修了兩個星期。據(jù)報道,這個項目由香港富商、中國全國政協(xié)委員龔如心女士出資100萬美元,得到前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奈伊積極支持,旨在增進中國軍方對美國決策過程的了解。
黨員干部學歷狀況及歷史背景
中央有關部門的資料顯示,從1981年到2001年底,中國縣(處)級以上干部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比例已從16.4%提高到87.9%;而省(部)級以上干部中,這一比例占到89.2%,其中具有碩士或博士學歷的占18.4%。
戰(zhàn)爭年代,中共干部主要來自工人或農(nóng)民;新中國成立初期,干部教育主要是簡單的政治和文化學習;改革開放后,隨著經(jīng)濟建設成為工作中心,提升干部的知識水平被列入重要議事日程。
20年前,中國恢復了一度中斷的干部培訓教育工作,通過黨校、干校、普通高校等渠道實施正規(guī)的培訓計劃。目前,干部培訓的課程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從國際法到公共行政,從非線性科學到M BA,涉及上百個專業(yè)。
據(jù)介紹,在財經(jīng)、貿(mào)易、金融、科技、外交等一些關鍵部門,相當數(shù)量的干部已具有高級專業(yè)技術職稱。其中,一部分是留學歸國人員。分析家說,這在中國共產(chǎn)黨80多年的歷史上是空前的,表明干部隊伍科學文化素質(zhì)已發(fā)生根本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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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xiàn)代出國留學史
從1847年第一位中國留學生容閎赴美留學算起,中國的留學史已逾150年。
第一階段:19世紀中期至1870年,容閎、黃寬等少數(shù)人隨傳教士赴美留學。
第二階段:1871年至1889年,120名幼童先后赴美國;自1877年起,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4批留學生赴歐洲,學習機械、造船、采礦等技藝,如詹天佑、伍廷芳等。
第三階段:1896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至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近萬名學子留學日本。魯迅、郭沫若都是當時的留日學者。
第四階段:1912年至1927年,出現(xiàn)了幾次留洋勤工儉學浪潮,有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人。
第五階段:1927年至1949年,這一階段的留學偏重于理、工、醫(yī)、農(nóng)等專業(yè),但由于內(nèi)憂外患,戰(zhàn)亂頻仍,留學教育政策缺乏連續(xù)性。
第六階段:1949年至1966年,新中國的留學生主要分布于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由國家統(tǒng)一公費派遣。
第七階段: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留學教育陷于停滯。
第八階段:1977年至今,在“支持留學,鼓勵出國,來去自由”方針的指引下,出現(xiàn)了留學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學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