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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達賴流亡50周年紀念日前夕，“德國之聲”中文網(wǎng)卻開辟了一個名為“西藏起義50周年系列報道”的專欄，其中文網(wǎng)負責人馮海音(Matthias von Hein)還以《從國際法角度透視西藏歸屬問題》為題，發(fā)表其對西藏問題的意見。這些帶有“藏獨”色彩的報道明顯有失公允，并引發(fā)了海外華人的不滿。中國駐德使館致函“德國之聲”對此表示“極大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國駐德國使館新聞處在網(wǎng)站上發(fā)表題為“駐德國使館就《德國之聲》中文網(wǎng)涉藏不實報道致函該臺表示強烈不滿”的信函。信中表示注意到“德國之聲”網(wǎng)站上發(fā)表的一系列涉藏問報道和評論。有的文章寫著“從國際法角度透視西藏歸屬問題”的標題，卻只字未提“包括德國在內(nèi)的國際社會均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這一事實；有的文章寫著“西藏問題歷史背景回顧”的標題，卻回避“舊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度”這一事實，相反，將極少數(shù)分裂分子于1959年3月10日在西藏策劃的武裝叛亂美化成“西藏民眾的起義”。

　　“德國之聲”中文網(wǎng)的涉藏文章和中國駐德大使館的信函在海外華人中引發(fā)了廣泛關注。歐洲華文作家協(xié)會主席俞力工22日發(fā)表了題為《“德國之聲”的西藏觀》的文章。文章說，既然歐洲國家都承認中國的領土主權(quán)，為何西方媒體包括“德國之聲”不斷提出異議呢？他認為，這是他們在利用“社會公器來肢解中國”。他表示，“張丹紅事件”等正反映了冷戰(zhàn)結(jié)束以來，“德國媒體的走向與墮落”。

　　全文如下：

　　3月5日，“德國之聲”的中文部負責人馮海音(Matthias von Hein)以《從國際法角度透視西藏歸屬問題》為題，發(fā)表其對西藏問題的意見。

　　馮認為民國為漢人為主體的國家，對滿清時代的領土并不具有當然的繼承權(quán)。其次，“滿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1913年，當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借著這一時機宣布西藏獨立。”因此，“西藏只能通過一項具有國際法意義的行為放棄自己的獨立地位。比如，自愿加入中國…或是通過一項民族自決。從國際法的角度看，這就是說藏人應該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最后，他又提出，“既然中國宣稱要對西藏發(fā)生的一切事情負責，那么它也負有維護人權(quán)的責任”，不能以“干涉內(nèi)政”為由“將指責一概拒之門外。誰承擔了國際義務，就必須接受第三方的監(jiān)督和批評。”

　　歷史與法律問題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正值英、俄爭奪中亞地區(qū)的大棋弈(Great Game)時代，滿清此時奄奄一息、任憑宰割，列強要憑軍事力量吞并西藏，易如反掌。然而，1906年的《中英條約》和1907年的《英俄條約》竟繼續(xù)承認中國為西藏的宗主國(Suzerain State，Oberstaat)個中原因無非是，當時俄國南侵與英國北上的力量，在阿富汗與西藏一線交觸，為防止雙方直接沖突，設定阿富汗為中立區(qū)，西藏仍屬中國所有。國際社會對此安排均表贊同，因此繼續(xù)接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

　　1913年達賴十三世的確曾表示“建國”，但眾所周知，那是在英國擺布之下促成的局面，其結(jié)果一不為清政府同意；二不為國際社會接受。理由在于，大家不愿意看到西藏由一個長期歷史造成的“藩屬”，轉(zhuǎn)變?yōu)榈匚桓�加低下的、為英國所控制的“被保護國”。

　　宗主、藩屬(Vassal State，Unterstaat)之間的關系，一般具有長期歷史過程，雙方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經(jīng)濟、文化、宗教、情感、戰(zhàn)略關系，其法律關系屬于國家法范疇，而非國際法。這點，與殖民主義時代純粹為侵略目的而炮制的“保護國、被保護國”關系(國際法范疇)截然不同。

　　至于中華民國是否有繼承權(quán)？此問題涉及兩方面：一是，國民政府是否做此主張與努力，是否具有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能力？二是，國際社會是否接受？

　　前者，國民政府盡管面對連綿內(nèi)亂與外患，卻始終不渝地試圖維護國家統(tǒng)一。此外，達賴十三世也透過一系列行動，更改其1913年的態(tài)度。譬如，1929年，他表示擁護國民政府，愿意恢復舊制，派人參加了第二年舉行的蒙藏會議，并于1931年在南京設立西藏辦事處。同時，噶廈政府也表示：“漢蕃歷來一家……西藏為我五族之一，唇齒相依，榮辱與共，斷無離異之理�！�1931年，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西藏派出10名代表參加，而這次會議所制定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是當時類似憲法的根本大法。

　　需要注意的是，宗主國一向負責藩屬地區(qū)的防務與外交，藩屬除了行政自治外，在宗主國內(nèi)一向沒有決策權(quán)。然而西藏當局參加中國國民會議后，從法律角度觀之，等同于參與中國的國家決策，其藩屬地位也隨之改變?yōu)橹袊�的地方政府�?/p>

　　更加關鍵的是，國際社會從大棋弈(Great Game)時代起，無論是權(quán)威性的世界地圖，或是主要國家的教科書，均把西藏劃進中國領土版圖。至于官方，也多先后承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擁有領土主權(quán)。

　　馮文對中國的“領土繼承資格”提出疑慮之后，還有“通過一項民族自決…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一說。

　　其實，就國際法，民族自決權(quán)不等同于獨立權(quán)或分離權(quán)。相反的，一般主張民族自決權(quán)，僅僅表示鼓勵少數(shù)民族取得自治權(quán)利或行政權(quán)。馮先生既否定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quán)，又抬出“民族自決權(quán)”，要求藏人滿足于自治，好似在球場橫沖直闖，而又不懂起碼球規(guī)。

　　肢解中國之心

　　既然歐洲政府均承認中國的領土主權(quán)，為何西方的媒體，包括“德國之聲”不斷提出異議呢？同樣的問題恰好適用于“美歐軸心為何要在九十年代南斯拉夫進行民主改革時刻，肢解這個主權(quán)國家呢？”原因即在于，國際戰(zhàn)略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削弱潛在敵人。德國方面，為配合美國的東擴政策，不惜動用國會決議，回避憲法上的“非戰(zhàn)條例”(軍事行動限于自衛(wèi))，不惜破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行動限于成員國領土范圍”的章程規(guī)定，于1999年參加了沒有安理會授權(quán)、對南斯拉夫進行的長達79天的狂轟濫炸。

　　德國政府這種置法律于腦后的行為導致什么結(jié)果呢？除了在歐洲地區(qū)建立了波斯尼亞與科索沃兩個伊斯蘭教國家外，還讓美國在科索沃建立了歐洲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的軍事基地。同時又徹底破壞了歐洲聯(lián)盟于九十年代初所提出的建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GASP)。因此，嚴格說來，德國不只是踢了一個“烏龍球”(Eigentor)，甚至還相當程度地顯示其藩屬地位。

　　就德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態(tài)度，說穿了也是看美國當局的眼色。七十年代之前頻頻透過媒體指控北京政府對西藏進行侵略與并吞。中美蜜月期間，便將此話題束之高閣。冷戰(zhàn)結(jié)束后，重新彈起老調(diào)。及至奧運時刻，其聲調(diào)又創(chuàng)新高…。似乎，中美關系改善，西藏就不存在人權(quán)問題；中美關系一旦惡化，德國的眼睛也就雪亮了起來。

　　“德國之聲”發(fā)的什么聲？

　　上文曾述及“德國官方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quán)”。既然如此，為何“德國之聲”竟不顧公司路線，反其道而行呢？為何德國的保守派不聯(lián)名抗議這個公法機構(gòu)拿了納稅人的錢卻抵觸國家政策呢？為何不給馮先生再來個調(diào)職處理或組織一個議會公聽會呢？這問題提出來有些滑稽，蓋從德國政府的角度看來，支持西藏獨立在國際法上站不住腳，而不肢解中國又寢食難安。于是乎，便私下放縱其媒體為所欲為。結(jié)果，像“德國之聲”的職員張丹紅女士那樣，批評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反倒會引火燒身。

　　從張丹紅女士的受德國保守派圍剿，以及，其頂頭上司馮海音一并受牽連事件的前前后后看來，揭露了“德國之聲”多年來一直利用“公器”傳播著海外中國流亡分子的異議。然而當保守派為了爭奪“德國之聲”的領導權(quán)，而以張丹紅的言論為借口，對其領導班子發(fā)難時，替保守派幫腔最烈，掄棒子最兇的恰好又是同一批流亡分子。在這窘境之下，馮先生選擇的逃遁手段就是把自己打扮地更加激烈，更加迎合保守派的品味，于是也反映了冷戰(zhàn)結(jié)束以來，德國媒體的走向與墮落。

　　最后，還要指出的是，馮的整篇文稿所談的“國際法”，多系援引一兩位“學者”的論述，唯一自己的主張，就是中國當局有“保護人權(quán)責任”。筆者看來，該問題又得從兩方面加以討論：首先，如果以“人權(quán)問題”為由，干預他國的領土最高權(quán)，則根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就是犯法。小布什時代，試圖以“人道干預”為借口，繞過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授權(quán)，對敵對國進行軍事干預；甚至也嘗試支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充當其戰(zhàn)車。德國政府的對應態(tài)度則是，“必須尊重聯(lián)合國的領導作用”。德國這態(tài)度涉及自身利益，絕非像對華關系那樣的口是心非。

　　另一方面，當下確有“國家保護人權(quán)責任”與“國際干預責任”的呼聲，也有前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的改革方案，但無論如何，均不涉及肢解他國領土的行動，更不會容忍任何一個國家獨斷獨行(Unilateralismus und Selbst-Justiz)任意濫用武力、干預他國內(nèi)政。

　　馮先生的文稿有意無意把“批評”與“干預領土主權(quán)”兩碼子事情攪和在一起，似乎完全忘卻德國45年分裂之苦與為此支付的沉重代價。這種形式的“批評”，即便抬出“國際法”的牌子，在中國人看來完全是不懷好意，因此對人權(quán)的促進非但毫無助益，反倒曝露了國際法知識的貧乏和思路的混亂。(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