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生制度"引日本國內反思 新規(guī)定治標不治本

　　日本各地工廠和農場里有這么一批勞動者：他們來自亞洲各國，以“研修生”的身份來到日本，以“技能實習”為名，干著最底層的工作，拿最低的工資，常常需要超時工作，卻不總是按時拿到加班費，還面臨被解雇遣送回國的威脅。

　　一些國際人權機構和日本媒體指出，初衷為促進國際交流而設的日本“研修生”制度，已漸漸演變成日企剝削廉價海外勞動力的工具。近年多起與“研修生”制度相關的勞資訴訟甚至“過勞死”事件，引起日本國內外對這一制度的反思。

　　一名“研修生”的遭遇

　　日本目前約有19萬“研修生”，來自中國的李青智是其中一員。35歲的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2007年11月，他給國內的中介機構交了1萬元人民幣的押金，離開山東農村老家，抱著學習日本料理的志愿東渡日本，成為一名“研修生”。在廣島縣進行了僅僅一個禮拜的日語培訓后，就被派往琦玉縣的一家家具制造企業(yè)上班。

　　第一年，李青智每天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10點，主要干一些清掃、焚燒垃圾之類的活兒，全年總共只休息了21天，每月薪水是7萬日元(100日元約合7.7元人民幣)，加班費每小時400日元，不足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半。新華社記者從他的2008年5月工作記錄卡上看到，這個月他總共工作了302小時，其中加班142小時。

　　然而，李青智和他的同事們沒能及時拿到這筆加班費。第一年公司記錄的加班時間總共是1184.5小時，加班費總額是47·38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4萬元)，這筆錢被日本老板一拖再拖，在他和工友們的多方投訴下，一直到2009年7月，才拿到這筆加班費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老板堅持要等他們回國時才發(fā)放。而工作中老板稍有不滿就威脅要將李青智辭退并遣送回國。

　　2009年1月，中國研修生舉出“勝訴”與“我們不是奴隸”的條幅。

　　李青智說，為了拿回自己的工資，他不得不一面忍氣吞聲繼續(xù)干著與自己夢想相去甚遠的初級勞動，一面有意識地搜集相關證據。今年3月的一天，他照例在工廠的樹林清掃樹葉，遇到傾盆大雨，他找到老板，要求調換工作崗位，老板大發(fā)雷霆，不僅對他的工作能力進行侮辱，再次威脅要辭退他。李青智終于忍無可忍，辭去了這份工作，開始謀求用法律手段為自己維權。

　　“在公司，我們沒有任何保險，日本的厚生年金一分錢都沒有給我們交，他用雇黑工的方式來雇用我們，我知道我學習日本料理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我會在律師的幫助下爭取我的勞動報酬，”李青智對新華社記者說。

　　只是“冰山一角”

　　李青智的遭遇并非特例。事實上，欠薪、超長加班、居住條件惡劣、護照和通訊工具被非法沒收等遭遇在“研修生”中間屢見不鮮，一些人甚至丟了性命。

　　今年7月2日，茨城縣鹿島勞動基準監(jiān)督署認定，2008年6月因突發(fā)性心臟病死亡的中國江蘇籍研修生蔣曉東為“過勞死”。調查發(fā)現，蔣曉東生前最后三個月內，每個月的加班時長都在100小時左右。而在2007年11月，其加班時間竟達181小時。

　　根據日方研修生項目的主要負責機構——財團法人國際研修協(xié)力機構(JITCO)提供的數據，2008年，在日工作期間死亡的外國研修生為35人，其中16人死于心臟和大腦疾病；2009年有27人死亡，其中9人為心臟和大腦疾病，另有3人自殺。

　　外國人研修生問題律師聯合會秘書長安孫子理良認為，研修生大多是青壯年，出國前都通過了體檢，而死于心臟和大腦疾病的比例卻相當于同齡日本人的兩倍，因而極有可能是因為勞動強度過大造成。

　　“蔣曉東的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如果不改變這個制度的本質，類似的過勞死案件將無法避免，”安孫子理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