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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2008年3月14日拉薩發(fā)生的打砸搶燒事件已經整整一年了。在這一年時間中，引導也好，斗爭也罷，西藏人民終歸是逐漸恢復到他們期待的平靜生活中。因此“3·14”一周年之際，藏區(qū)并沒有發(fā)生達賴流亡集團所期待的“抗爭”行動。

　　但是這種平靜并不涵蓋所有“關心”西藏的人。在3月內，美國眾議院和歐洲議會都相繼通過了涉藏議案。美國眾議院和歐洲議會的這兩份議案從不同角度出發(fā)，但是其共同點是，都“譴責”了中國在西藏地區(qū)實施的所謂“鎮(zhèn)壓”政策，敦促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展開政治對話，以求全面政治解決方案”。

　　誠如兩份決議所希望的那樣，中央政府和達賴之間的對話渠道其實從來沒有關閉。即便是在“3·14”之后，雙方還曾經派代表舉行過多輪接談。但是西藏問題的本質，是主權與獨立的沖突，是和平與暴力的沖突，是群體的現(xiàn)代化與個體的權力欲的沖突，是藏族的發(fā)展與西方的想像之間的沖突。上述二者之間所產生的矛盾，需要時間和耐心來化解，更需要漢藏兩個民族的歷史。

　　但是如果細看兩個議案，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出臺的時機是精巧的。西藏問題之所以在某個特點的時期，在某種情況下惡化，往往并不是因為西藏本地區(qū)出現(xiàn)了什么樣的尖銳矛盾，而是由于國際勢力在某個場合的表態(tài)，助長了達賴流亡集團的氣焰，導致達賴集團誤判形勢，再度出現(xiàn)沖突。而此次兩份決議的出臺，正是在達賴出走50周年、“3·14”事件一周年前夕。作為政治人物，在決議出臺前不可能不考慮其可能產生的輿論效應和行動后果。

　　其次，這兩個議案的腔調和內容，與之前美國眾議院、歐洲議會的涉藏決議相比并無本質不同。它們只是重新將西藏問題提上輿論關注的焦點，讓國際輿論在“敏感時期”重新誤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之所以要重新提及，本質上無非是表達西方話語中心一貫的精英主義思維。我們仍然可以從議案的文本中讀出西方世界以西藏制約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手段。西藏在西方話語中心的文化政治濃度，也給了美國眾議院和歐洲議會新的想像空間。

　　因此，兩份涉藏議案，實際上只是一個精心包裝的干涉主義宣言。這只是來自西方不同話語中心的相同政治號角而已。如果西方世界真的關心他們夢想中的香格里拉，那么就更應該平靜等待西藏人自我的抉擇。少數(shù)民族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的確會遭遇后發(fā)的困難。而1959年以來，中國的現(xiàn)代化卻給他們提供了突圍的先機。西藏需要的是平靜的發(fā)展環(huán)境，而達賴集團需要的是冷靜的歷史抉擇。因為西藏的未來畢竟是一個充滿了本土意義的命題。(商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