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改革發(fā)展已進入關鍵時期。這是一個黃金發(fā)展期，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一些行政機關習慣于在做出行政決定時隨意發(fā)號施令，凌駕于法律之上，行政權力濫用和嚴重違法的情形屢見不鮮，導致"民告官"案件逐年增加，"民告官"現象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半月談記者就此走訪了北京多家律師事務所，聽聽精通法理與實務的律師們如何評說"民告官"。

　　一年10萬件以上，"民告官"案件急劇增多

　　近年來，我國"民告官"案件基本呈高位運行、逐年遞增趨勢。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朱茂林、韓世春律師統(tǒng)計，我國行政訴訟法施行以來，在1990～2007年的18年當中，全國法院共受理一審行政案件128萬余件，其中2007年首次突破10萬件，這個數字在人民法院審理的全部案件中盡管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對于起步較晚的行政訴訟來講，卻已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朱茂林告訴半月談記者，從2003年到2007年，在我國訴訟案件收案總數整體不變的情況下，一審行政案件收案率增加了13.7%。

　　為什么有這么多"民告官"案件？北京市國聯律師事務所李嘉健律師認為，一是轉型期引發(fā)"民告官"的事件越來越多，在農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遷、移民搬遷安置、公安行政執(zhí)法、土地行政執(zhí)法、企業(yè)重組改制破產等諸多問題上，地方及有關部門的行政不作為、胡作非為事件層出不窮。二是民眾法律維權意識在增強。盡管"民"在不得已告"官"時，壓力大阻力更大，但"民告官"卻是公正處理官民關系的一種非常透明、更讓人民信服的方式。

　　朱茂林認為，"民告官"案件數量和關注度的上升，深度折射了"官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轉變。隨著我國政府職能從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傳統(tǒng)的"父官子民"觀念正在發(fā)生變化，越來越多的民眾在遭遇"官害"時，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勝訴率不足三成，"民告官"到底有多難

　　"民告官"勝算幾何？北京市國聯律師事務所吳運新律師用5句話概括：民告官，起訴難；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難告贏；民告官，執(zhí)行難；民告官，代價大。

　　行政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全部案件當中比例非常小，約占2%。"立案難是行政訴訟案件的難點之最，因為不能立案即意味著無法進入司法程序，因而原告只能在若干行政機關(包括信訪部門)之間來回奔走。"北京市惠誠律師事務所楊應軍律師說，由于"民告官"涉及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切身利益，后者往往就此成立專門機構，"協(xié)調"各方關系，律師、法院都在被"協(xié)調"之列。

　　迫于各方面壓力，很多律師往往不愿意代理行政訴訟案件。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告訴記者，根據近5年統(tǒng)計數據，在各類行政訴訟案件中，律師代理率不到50%，法律援助提供率所占比例更低，還不到案件總量的4%。如此，"民告官"立案難便在預料之中，有時，原告還不等立案便已被當地公安機關"請去"，結局是或拘或捕或判刑。

　　至于法院，在"民告官"案件審理過程中，其態(tài)度也非常微妙。吳運新說，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有些法院在審案過程中偏袒被告、動員原告撤訴、甚至擅自變更被告等不正當行為并不鮮見。目前行政訴訟中"民"的勝訴率不足三成，某種程度上就與一些地方政府對法院審判工作的干預有很大關系。

　　如果說執(zhí)行是法律訴訟的難點，那么行政訴訟中的執(zhí)行就更是難上加難。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韓世春律師說，媒體曾報道過全國首例農民狀告縣政府行政不作為案，法院終審判決縣政府履行職責，縣政府卻作出維持現狀的處理決定，這種"作為"無異于"不作為"，無奈之下那位農民只好再次將縣政府告上法庭。由于法院缺乏強制執(zhí)行手段，很多時候"民"即使贏了官司，也難以從"官"那里真正討回公道。

　　由于對法律這條"底線"喪失信心，若非萬不得已，很多老百姓在權益受損時，并不會首選"告官"，而是不斷找上級行政部門討說法，"村到鄉(xiāng)，鄉(xiāng)到縣，一直訪到國務院"，寄希望于通過長期上訪維護個人權益。

　　矛盾凸顯期，多一些"民告官"并非壞事

　　在很多受訪律師看來，"民告官"多一些不見得就是壞事，因為這很可能是時代進步和民主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在社會矛盾凸顯期，"民告官"少了反倒很糟糕，因為這很可能是官民之間較少甚至沒有溝通渠道的結果。

　　"比如最近貴州甕安縣發(fā)生的打、砸、燒群體性事件及云南孟連縣的警民沖突事件。這些事件有其必然性：由于公民與行政機關之間積累的矛盾沒有得到及時化解，有時只要有一根'火柴'，便能激化雙方矛盾，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吳運新認為，最近發(fā)生的一些突發(fā)性事件，很大程度上就與"民告官"這一法治途徑未能充分發(fā)揮作用有很大關系。

　　怎樣暢通"民告官"渠道？北京億達律師事務所吳圣奎律師建議著重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怎樣保證"民"敢于告"官"？能否進一步擴大"民告官"受案范圍、放寬原告資格限制？如何避免"官"強迫"民"撤訴等非法行為？

　　如何保證法官盡量不受行政干預、秉公執(zhí)法？吳圣奎期待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來加以解決。楊應軍則建議盡快擺脫法院在人、財、物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提高行政訴訟的受案審級或設立專門的行政法院，以提升司法權威。

　　執(zhí)行難在民民關系中就是一個難題，在官民關系中更為突出。楊應軍主張，如行政機關及其負責人不執(zhí)行行政判決，應對其加大處罰力度，增加其挑戰(zhàn)司法權威的成本，從而使其真正尊重法律的嚴肅性和神圣性。

　　由于"官"有著自身利益和龐大的行政資源，對勝訴之"民"進行各種方式的打擊報復并非不可能。吳圣奎認為，為確保老百姓的合法權益不會再次受損，應當從各個環(huán)節(jié)保障"民"的人身安全和其他利益。楊應軍呼吁，當前還應加強社會輿論引導，應盡快建立有關新聞媒體或民眾監(jiān)督行政訴訟的長效機制。

　　大禹治水，功在疏導。加快"民告官"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正是對民意潮流的一種有效疏導�？酥乒珯啵�保障私權，依法暢通"民告官"渠道，人心自然安定，社會自然更加和諧！(葉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