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甕安事件”背后的難題，不僅需要我們找準民眾利益的落腳點，更需要我們及時呼應民眾的法律訴求甚至是質(zhì)疑

　　“甕安事件”已經(jīng)過去十多天了，當?shù)氐纳鐣�秩序逐步恢復正常，善后事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相關責任人也依法受到了處理。但“甕安事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仍然值得我們不斷反思并繼續(xù)尋求解決的思路。

　　破解“甕安事件”背后的難題，不僅需要我們找準民眾利益的落腳點，更需要我們及時呼應民眾的法律訴求甚至是質(zhì)疑。從目前調(diào)查的結果看，“甕安事件”的起因并不復雜，就是當?shù)匾晃簧倥�溺水死亡的鑒定結果得不到家屬的認可。但由于警方的處置方式不當，缺乏說服力，致使謠言越來越多，最終被一些黑社會勢力利用，一發(fā)不可收拾，醞釀成大規(guī)模的群體性事件。

　　縣城是一個特殊的行政區(qū)劃，與大城市相比比較封閉，仍然是個熟人社會；與邊遠農(nóng)村相比又相對開放，民眾的權利意識較強。因此，在縣城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恐怕就是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民眾天然地具有警惕強權、同情弱者的善良心態(tài)，一旦獲知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可能涉及到官員家屬子女，可能發(fā)生縱容包庇、銷毀證據(jù)、推脫責任，必然會作出過激的反映。目前不少地方發(fā)生的群體性事件，與此種心態(tài)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lián)。因此，如何在法律層面上積極應對，是我們應當思考的。

　　未正確對待公眾的知情權

　　必須強力推動信息公開。自古以來，但凡流言，都是見光即死的。最大程度地進行信息公開，一則可以將內(nèi)部的貓膩減少到最小，再則可以使流言的傷害減少到最小。只有在民眾的知情權得到充分滿足的前提下，對此類事件的處理才能妥善、穩(wěn)當，避免引發(fā)其他矛盾和不安情緒。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之后，不少民眾都發(fā)現(xiàn)，可以公開信息的范圍仍然過小，對于一些敏感的信息，尤其是涉及政府決策的信息，獲知的法律渠道仍然偏窄。因此，筆者認為，一方面要加大上級政府的監(jiān)督義務和督促責任，對于下級政府應當公布而未公布的，應當順應民眾的要求，及時強力推動信息公開，避免引發(fā)社會的負面情緒和揣測。另一方面，要繼續(xù)強化政府部門這樣一個理念：公開是原則，保密是例外，既不能為了公開而公開，也不能擅自縮小公開的范圍。

　　未告知家屬案件進展情況

　　加強群體性事件處置過程中政府部門與普通民眾的溝通機制。決策過程、執(zhí)行過程的不透明引發(fā)的謠言必然導致胡亂的揣測和極度的不信任，如果沒有完善的溝通機制，不僅加大群體性事件的處置難度，更容易引發(fā)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比如，對于公民非正常死亡的案件，民眾最擔心的就是有人恃強凌弱，有人草菅人命，這也是對民眾自身安全感最大的傷害。因此，警方介入事件之后，就不能一律以保密為名對民眾封鎖消息，并將民眾可能有些“胡亂”的揣測一律斥為無理取鬧。盡管根據(jù)有關法律，在偵查階段，警方并沒有告知受害人家屬進展情況并解釋相關誤解的義務，但從社會穩(wěn)定和民眾權利的角度看，這種及時誠懇的溝通會打消民眾的疑慮和擔心，消除不安定因素的隱患，也為后續(xù)工作的順利開展鋪平道路。

　　質(zhì)疑未產(chǎn)生應有的法律回避

　　再次，程序上既要合法，也要合情、合理，用程序正義避免民眾的質(zhì)疑，增強處置結果的正當性和權威性。“甕安事件”中，民眾質(zhì)疑警方與事件的內(nèi)在關聯(lián)，但警方?jīng)]有及時回應，也沒有讓相關人員回避，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質(zhì)疑情緒。雖然在刑事訴訟法第28條中，列明了自行回避和申請回避的四種條件，但兜底條款即“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卻很少被適用。在不少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中，民眾首先質(zhì)疑的往往是某些辦案人員與該事件當事人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但以這種質(zhì)疑回避申請并不符合其他三種條件而往往被駁回。這種簡單的處理方式加深了民眾的疑慮，也不利于處理結果被廣泛信服和接受。此外，鑒定程序也是引發(fā)民眾質(zhì)疑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能否允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對鑒定過程進行現(xiàn)場見證，能否尊重受害人家屬要求“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的訴求，將直接決定鑒定結果的可接受度�！爱Y安事件”發(fā)生后，對死者的尸體進行了第三次鑒定，同時也允許家人在場、部分群眾現(xiàn)場見證，如果這一事后的對鑒定的處理方式能提前一些，恐怕一些所謂的謠言早就不攻自破了。(胡子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