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了的叫歷史，歷史不能改變，但歷史會影響今天乃至未來。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就對中國恢復和重建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產(chǎn)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這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珍貴，會成為后人創(chuàng)造歷史的寶鑒……

　　“判處被告人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被告人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被告人黃永勝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被告人吳法憲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被告人李作鵬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被告人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被告人江騰蛟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作出判決。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皟砂浮睂徟新溟�，歷史卻因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從64號文件到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五條原則

　　30年不算久遠，耳畔腳步依然清晰、鏗鏘，從文革廢墟中走出的中國百廢待興。無序的社會要恢復秩序，秩序的基礎是制度，建立種種制度成了當時中國人最為緊迫的頭等大事，民主和法制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

　　懲辦“四人幫”！成為急切洗去冤屈，重新找回尊嚴的中國人強烈的呼聲。既然講起法制，懲辦就要通過審判，怎么審判林彪、“四人幫”？依據(jù)的是呼聲還是法律？“該給某人何等刑罰？”往日聽命于坐在村口或弄堂里的老百姓笑談定音的“群眾專政”必須廢除。

　　為恢復和重建司法制度，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了第64號文件———《中央關于堅決貫徹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這個文件被法律實務界當作了中國共產(chǎn)黨關于民主法治理念的一個里程碑。文件里，取消了文革期間由“公安六條”所確立的反革命罪；“五類分子”摘帽以后要和公民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特別是宣布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此前的30年里，判3至5年以上刑期的案子，必須經(jīng)當?shù)攸h委討論通過以后，檢察院才能蓋章批捕、法院才能判決。該文件的重要，還在于它第一次使用了“法治”的概念。

　　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曾這樣評價64號文件：“我認為這個文件是建國以來，甚至是建黨以來，關于政法工作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最深刻的、最好的文件，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里程碑》，提出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貫徹的五條原則：司法工作的獨立、司法工作的民主、實事求是、革命人道主義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64號文件和《人民日報》發(fā)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為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奠定了司法思想基礎。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同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依法對林江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進行了公開審判。

　　公檢法各司其職嚴格按司法程序辦事

　　文革期間，在中國的很多地方，特別是基層公、檢、法被取消。一個政法小組行使公、檢、法三家偵查、起訴和審判的全部職能，原本三家政法機關相互監(jiān)督、制約的機制被取消，法制為人治所替代。

　　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恢復和重建中國司法制度的典范。按照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有關規(guī)定，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應由“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

　　1980年1月，中央成立政法委員會，彭真任書記。1980年3月底，中央書記處對“兩案”審判問題再次進行討論，明確由中央政法委員會抓“兩案”的審判程序，要嚴格按司法程序辦事。

　　彭真當時曾對如何審理“兩案”，做出過具體的指示：公安部要搞好預審，檢察院要搞好起訴，法院要搞好審判。要通過預審先核對事實，弄清每個案犯承認多少罪行，不承認多少罪行。他說：“辦案一定要重視證據(jù)，只有口供沒有證據(jù)不能定。起訴書應當以證據(jù)做后盾，以預審做基礎。”

　　一位當年親歷了“兩案”審判的檢察官在28年后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他叫江文，已經(jīng)是位近90歲的老人。當年他作為江青的公訴人，參與“兩案”的審判，他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次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大審判———

　　這個案子涉及軍隊地方，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有聯(lián)系，也有區(qū)別，怎么審？后來中央定為一個案子分軍事和地方兩個特別法庭審理。

　　公安部對林彪、江青一伙在押案犯，進行偵查預審。同時，最高人民檢察院派出了工作人員，參與公安搜集的證據(jù)審查、把關，做到不錯，也不漏，起到了很好的監(jiān)督作用。

　　在法庭上，檢察院在起訴書中認定江青的罪行，都是通過反復核實后的她參與反革命活動的大量證據(jù)支持的。

　　這次審判，使中央和人民群眾看到了檢察機關在法制建設中，在維護法律尊嚴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對恢復和重建檢察機關的必要性、重要性，在思想上有了新的提高，對推動檢察機關在組織建設、明確檢察機關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法律地位都產(chǎn)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怎么審？公開審判還是秘密審判？彭真認為，還是公開審判好。罪行、證據(jù)都公布。

　　從考慮秘密審判到?jīng)Q定公開審判，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曾參與兩案審判，在審判中擔任被告人吳法憲辯護律師的馬克昌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先前重大政治案件很少開庭審判、依法處理。而‘兩案’公開審判則表明了國家走向法治的決心，即用法律武器來治理國家�！畠砂浮瘜徟惺侵袊�走向法治社會的重大里程碑，從這里開始，我們構建社會主義法治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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