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著眼于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就不該滿足于市長代替公眾的“怒斥”。鑒于榆林在財政增收與城鄉(xiāng)居民增收上極不協(xié)調已是事實，在即將召開的當地“兩會”上，會有人大代表公開“怒斥”市長嗎？如果有，李市長在面對民意代表的“怒斥”時又將作何回應呢？

　　陜西榆林富了，老百姓卻很窮。在10日榆林市提高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座談會上，一名財政局副局長一上來就講套話，還一問三不知。市長李金柱直斥：“我不需要你講大道理，要務實！一問三不知，老百姓白養(yǎng)活了你！”(1月12日《華商報》)

　　以百姓之名站在市長之位公開怒斥下屬官員，這樣的個性展示無疑得到了頗多民眾的認同，從網上的回應來看，稱之“大快人心”亦不為過。然而讓公眾大呼“痛快”的背后，也許正源于被“百姓白養(yǎng)活”的官員雖不止被斥責者一人，但普通公眾卻缺乏怒斥這些庸官的途徑和管道。

　　中國雖不乏個性化官員，但公開場合的個性化展示還很稀缺。常見的是，有些官員以政治正確的宏大敘事，來掩蓋工作中的問題。比這種“逢會作戲”的務虛之風更惡劣的，還有“弄虛作假”。曾有民謠云：鄉(xiāng)騙鎮(zhèn)，鎮(zhèn)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這些流傳甚廣的段子雖不乏藝術再創(chuàng)作，卻也來源于真實的生活，可視為一些基層行政機關“務虛”和“弄假”之風的寫照。

　　公眾以民謠批評官員和官員怒斥下屬，指向的都是行政之弊。只不過，公眾是基于制度內的表達不暢，不得已而借助于民謠、段子等口頭文學來傳播意見。官員卻是在行政管理體制中有具體解決規(guī)程的前提之下，以其個性的方式(怒斥)來行使內部管理。如果我們能跳出行政管理，而從外部進行觀察，就能發(fā)現隱藏在市長怒斥背后的民生問題，其實并非“務虛”的財政局副局長所能承擔。

　　據媒體披露，去年榆林市的GDP達到635億元，財政收入突破50億元。但截至去年年底，陜西榆林市仍有貧困人口50.2萬人，其中仍有13.8萬人未能解決溫飽問題。以公眾的視角來看，造成榆林財政超收與民眾脫貧嚴重不協(xié)調的，正是榆林當地政府———而首當其沖的責任人，當然不是財政局副局長。

　　經濟發(fā)展與社會發(fā)展的不協(xié)調，并非獨有榆林。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環(huán)境問題突出、社會事業(yè)發(fā)展滯后、城鄉(xiāng)居民增收緩慢、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等深層次矛盾，在很多地方都成了經濟發(fā)展迅猛的伴生物。從直接原因上分析，這些社會問題與行政管理體制不科學、職能部門職責不清晰、公共財政體系不健全密切相關。究其根源，還在于作為地方權力機關的人大沒有有效發(fā)揮其職能，而公眾又缺乏監(jiān)督行政權的制度化管道。

　　以財政分配制度為例，本應在人大審議預算案時，就充分體現出對民生的傾斜和對行政經費的嚴格控制。財政局作為行政機關的內設部門，只有忠實執(zhí)行人大決議的職責，而并無決定財政預算和財政分配的大權。如若財政局官員違背預算案和人大決定的其他財政分配方案，理應由人大官員和人大代表來“直斥”這種違法行徑，并追究責任人的法律責任。

　　如果我們能更多的著眼于這宗“怒斥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問題，我們就不應該滿足于市長代替公眾的“怒斥”。

　　鑒于榆林在財政增收與城鄉(xiāng)居民增收上極不協(xié)調已是事實，在即將召開的當地“兩會”上，會有人大代表公開“怒斥”市長嗎？如果有，李市長在面對民意代表的“怒斥”時又將作何回應呢？

　　□王琳(海南大學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