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面臨新的定位與政策的轉型。西方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對G20的主導權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黃海霞

　　6月底將在加拿大舉行的第四次G20峰會，再度引起全球高度關注；而將在G20前一天召開的G8，這個曾經風光無限的八國首腦會議，有史以來第一次套在別的會議里開——世界格局的變幻已是盡在不言中。

　　“G20峰會一年之內取得的成就超過G8峰會25年的總和。一反過去七國制定世界金融規(guī)則的狀態(tài)，參與制定新規(guī)則的國家不斷增加，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不斷刷新，”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國際金融中心協(xié)會主席陸紅軍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作如上表示。

　　“按照G8那種方式，已經不能解決當前出現的很多問題。這就是為什么華爾街金融危機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布什那么一個相信自由資本主義的共和黨人，要把這些發(fā)展中國家召集在一起，也就是間接地承認了，靠G8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龐中英對本刊記者說。

　　G8和G20很“糾結”

　　G20峰會已經開了三次，國際上不少人認為G8已是“明日黃花”，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了。“G8里除了美國，其余的國家都很糾結，他們不希望G8消失，尤其是日本和德國等，他們不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此G8對他們非常重要，”龐中英分析說。

　　他坦言，“G20取代不取代G8，那是G8國家的事情�，F在美國想的主要是G20，而不是G8，因為在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國崛起的情況下，G8的局限性更加明顯。所以，G8存廢問題不重要，重要的是G20將怎么發(fā)展。”

　　1975年，由美國總統(tǒng)提議，法國總統(tǒng)響應，召開了5個國家的會議，主要是研究世界經濟的狀況和協(xié)調宏觀政策，后來，日本、加拿大加入，形成了G7。

　　此后到1980年代，G7相當輝煌，成為“富人俱樂部”；在經濟事務當中，它被視為相當于聯(lián)合國安理會。然而，1990年代以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fā)展中國家崛起以后，世界經濟的成分和性質發(fā)生了變化，不再是資本主義控制的那種經濟模式，而是好幾種模式都在成長當中。

　　陸紅軍也認為，從G8到G20的轉折，符合當前全球經濟金融格局轉型的狀態(tài)。此次金融危機反映出歐美國家尤其是G8的金融體系有問題，已經沒有公信力來制定全球經濟的一些游戲規(guī)則。隨著新興經濟體不斷發(fā)展壯大，其相對實力和相對健康穩(wěn)定的金融體系的優(yōu)勢開始體現出來。目前G8的形態(tài)雖然還存在，但其功能、影響力和話語權明顯減少，其活動一般也局限于內部協(xié)調。

　　“但是，還不能說他們完全退出，這些老牌發(fā)達工業(yè)國家有著歷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共同利益，在深層次的根本利益上他們還是共同體，”陸紅軍強調說。

　　據龐中英分析，此次在加拿大同時開G8和G20，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偶然是指加拿大今年要承辦這兩個會，為了壓縮開支，于是把兩個會放在一起開。必然是指西方國家希望G20由他們來主導和控制，所以在G20峰會召開之前他們要先商討對策。他們認為有了G20以后，不是由此取代了G8，而是更需要他們來協(xié)調了。

　　“G8不會被放棄，因為它是西方在G20中討價還價的依托。G20內部的G8和新興大國的界限，如同氣候談判中的南北界限一樣分明。今明兩年的G20峰會主辦國分別是加拿大、韓國和法國，全部都是OECD(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成員國家，而加拿大和法國則是G8成員，法國更是G8的創(chuàng)始國。西方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對G20的主導權，”龐中英說。

　　解“近渴”和供“遠水”

　　從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到2009年9月，一年之內20國首腦開了3次峰會，史無前例。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全球經濟形勢的改善能達到目前這個程度，G20無疑功不可沒。

　　陸紅軍對G20的發(fā)展軌跡進行了梳理。第一次華盛頓會議是一場金融保衛(wèi)戰(zhàn)，是“三無會議”：無準備、無方案、無協(xié)調。從2008年10月18日薩科齊對小布什提出建議，到11月15日會議召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非常倉促。這一次峰會重在抗危。

　　第二次G20倫敦峰會重在疏導，主要議程是反對各種保護主義，改革金融監(jiān)管體系和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

　　第三次G20匹茲堡峰會重在如何復蘇與堅持改革金融體系，繼續(xù)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這次峰會上，G20被正式確定為世界主要國家、主要經濟體進行“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

　　“華盛頓峰會為全球協(xié)調應對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倫敦峰會成為金融危機發(fā)展的重要轉折點；匹茲堡峰會則標志著危機后全球經濟新秩序的誕生，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未來將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fā)揮更大影響力，”陸紅軍作此結論。

　　龐中英認為，G20要把提供“遠水”和解決“近渴”結合起來�！斑h水”就是關于世界根本發(fā)展方向的解決方案。G20應該是進行世界“大談判”的場所，本著開放的原則，包容各種各樣的全球治理方案，以尋求大妥協(xié)為談判目標。“近渴”就是關于眼下世界面對的緊迫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可能不利于甚至與長遠的全球目標相沖突。G20應該協(xié)調眼下方案與長期方案的矛盾，否則，非但不能解決“近渴”，因為失去“遠慮”，反而加劇“近憂”。

　　第四次G20峰會召開在即。時隔9個月之后，全球經濟形勢急轉，第一波金融危機已經稍有平息，又出現第二波主權債務危機。“危機并沒有結束。下一步復蘇的支撐點在哪里？誰來出這個錢？如何解決產業(yè)政策問題和新的經濟金融平衡問題？”陸紅軍認為，前三次會議是一個階段，是應對第一波的金融風暴，平穩(wěn)了金融體系，但是沒有解決核心問題，所以本質問題在第四次會議召開前夕暴露出來。第四次峰會將面臨新的定位與政策的轉型。

　　“G20后面的路不太好走。成員越來越多，分歧也越來越多，”龐中英分析說。危機時代大家容易達成共識，比如實行經濟刺激計劃，意見容易一致，但現在討論何時退出，就各唱各的調了。歐洲是主權債務危機，美國是就業(yè)問題。大家都要刺激內需，都害怕市場被別人占領，都搞保護主義，所以合作的勢頭實際上是在下降，協(xié)調起來也更加困難。盈余國家不愿意刺激消費，而赤字國家則在積累難以持續(xù)的公共債務。

　　陸紅軍認為，G20峰會是一場美國的實用主義、歐洲的現實主義和新興國家的實務主義的博弈，本質上是發(fā)達國家、新興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調整與財富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