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8日電 香港《文匯報》7月18日發(fā)表署名文章稱，近期，東亞地區(qū)的局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短短一年多，這一地區(qū)的國家關系明顯改善，地區(qū)熱點問題顯著降溫。尤其自今年以來，中日、朝核、臺海三大焦點問題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為東亞地區(qū)的集成和一體化進程打下了堅實基礎。

　　文章摘錄如下：

　　中日關系在安倍時期打破堅冰，在福田時期發(fā)展迅猛。在此期間，兩國高層交往不僅恢復，而且交互頻繁。在短短一年多時間，雙方元首互訪多達4次，還不包括八國峰會期間胡主席與福田首相的會面。此外，其間三個事件也標示著中日關系的全面松動。一是中日軍事高層和兩國軍艦的成功互訪；二是中國破天荒允許日方救援人員進入境內參與救災；三是中日就東海油氣資源開發(fā)問題達成初步原則共識。從“破冰”“融冰”到“迎春”“暖春”，四個詞匯形象地傳遞出中日關系的遞升軌跡。

　　朝核問題自2003年8月被納入六方會談框架以來，其間盡管歷經曲折，甚至出現了平壤進行核爆的重大事件，但在巨大壓力和質疑聲中，各方還是維護并推動著這一機制的有效運行，使朝核問題的解決總體上保持不斷向前邁進的姿態(tài)。從2005年的“9.19”共同聲明，到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到“10.3”共同文件，再到本月12日六方規(guī)劃的全面均衡落實第二階段計劃的路線圖，朝核問題正一步步加速推進。上月底在朝鮮遞交核列表并高姿態(tài)炸毀寧邊核冷卻塔后，美國隨即啟動了“刪恐”程序，第三階段即平壤最終棄核指日可待。

　　在島內政黨輪替之后，臺海局面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和前兩者相比，兩岸關系的調整才剛拉開帷幕。陳水扁執(zhí)政八年，臺海局勢一直緊繃。在馬英九成功當選后，兩岸開始頻繁接觸，當選副領導人的蕭萬長、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zhàn)和主席吳伯雄接連登陸并與胡總書記會面。隨后重組的海協(xié)、�；鶅蓵�在停歇九年之后高調登場，順利就周末直航包機和陸客赴臺案達成協(xié)議。這一制度性平臺的搭建，標志著兩岸正式走出對立對峙僵局，開始邁入和解合作、共贏共榮的新階段。

　　可以看出，在這三大焦點問題當中，中國都處于中心位置。這些問題從一個側面凸顯了中國解決內部、周邊和地區(qū)問題的能力。實際上，隨著國力的迅速提升，中國在解決地區(qū)和國際事務當中，顯得越來越積極、高效、務實、自信。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日趨活躍，但步伐并不紊亂，其背后是一套“和諧”理念的實踐。正如基辛格博士評語，胡主席不僅指出了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而且試圖把建立和諧社會的主張，運用于國際關系領域。東亞是中國最重要的外交舞臺，在這一地區(qū)，“和諧”理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貫徹。中日超越歷史發(fā)展關系、在東海問題上擱置主權爭議達成共識，中國在朝核問題上始終秉持的談判、協(xié)商原則，乃至在兩岸的事務性談判中，處處可見這一理念的實際應用。“和諧”理念的施用，既是為了化解周邊及國際對“中國崛起”的恐慌，也是對以西方現實主義原則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根本修正，更是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重大貢獻。

　　當然，東亞地區(qū)新局面的出現，也是區(qū)域內國家和地區(qū)政策積極調整的結果。特別是日本的福田政府，拋棄小泉時期的周邊強硬路線和安倍時期的“價值觀外交”，回歸亞洲本位，努力改善與鄰國關系。在對華政策上，態(tài)度友好、務實推動，不再參拜靖國神社，贏得了中國的積極回報。

　　值得注意的是，東亞地區(qū)整體局勢的和緩是在西方權勢衰退的背景下發(fā)生的。正如許多評論指出的，東亞經濟的活力正帶動全球權力重心的位移。與此相對照，美國不論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在小布什任內遭受重創(chuàng)。美國權力的相對衰落使東亞地區(qū)國家間關系的調整必要且迫切。一方面，美國不得不改變獨斷專行的霸權作風，與區(qū)域內大國采取合作姿態(tài)；另一方面，區(qū)域內國家在外部權力介入能力下降的情勢下，也不得不改變策略，更加重視與區(qū)域內中心國家的合作。

　　隨著東亞地區(qū)局勢的和緩，這一地區(qū)的區(qū)域集成再次成了討論的熱門話題。實際上，旨在解決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已經將此一議題列入未來研討范圍。另外，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美國國務卿萊斯及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界知名人士日前也紛紛提出相應計劃和主張。

　　本來，地區(qū)集成應由區(qū)域大國發(fā)揮主導作用，但由于有此資格和能力的中日兩國關系緊張，雙方都不樂意以對方為中心進行一體化建設，而周邊國家無論對中國崛起，還是對日本的亞洲身份認同都存在疑慮，導致這一地區(qū)一體化進程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qū)。

　　九十年代以來，通過“10+X”形式轉由東盟發(fā)揮集成主導角色的模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弊端也相當明顯，即一體化動力不足，過度仰賴大國合作，難以應對問題和挑戰(zhàn)，在1997年金融危機期間這一模式的弱點充分暴露了出來。

　　東亞地區(qū)要成功集成，中日必須攜手。在繼續(xù)推動東盟區(qū)域集成作用的同時，有必要在東北亞形成新的集成中心，即由中日或中日韓抱團提供另一集成動力，采用“兩集成中心”、“雙輪驅動”的模式。在中日關系逐漸趨暖的情況下，這種模式并非不可能。實際上，過去中日韓三邊在東盟外圍已出現不少合作框架，在涉及貿易、金融、衛(wèi)生、能源、環(huán)境、科技等廣泛領域，當前存在有12種部長級會議。6月東京第二次三國外長會晤，一致同意于9月召開三方峰會，這種繞開東盟召開的三國首次峰會無疑給外界傳遞了一個積極信號。(李因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