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詞<沁園春·雪>》，在《重慶統(tǒng)一戰(zhàn)線》(雙月刊)2001年第二期至2002年第一期上刊出后，各方友人紛紛索要，認為毛澤東這首詞章在重慶公開面世傳誦及其間的斗爭，是抗戰(zhàn)勝利后文化戰(zhàn)線上的一件大事，是重慶近代文化史上重要的一章。這是對我的極大鼓勵和支持。

　　我從事這首詞章有關史實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發(fā)韌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以“現行反革命”罪關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期間，起步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是一直在許多前輩、專家友好的鼓勵、幫助和指導下進行的。在 20世紀80年代，我寫過4篇文章:憶《<沁園春·雪>的發(fā)表》、《<沁園春>詠雪詞在重慶傳誦期間的一場斗爭》、《<沁園春>詠雪詞在重慶傳誦期間若干史實材料補遺》，和《索句渝州葉正黃一記毛澤東與柳亞子的戰(zhàn)斗友誼》，先后在《重慶日報》和《重慶文史資料》上發(fā)表。編過一本小冊子《<沁園春·雪>考證》，列為“重慶地方史資料叢刊”之一。這些文章代表了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到80年代前期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許多文獻資料相繼公布，不少典籍書刊陸續(xù)出版，為我的研究進一步提供了一批十分珍貴的、新的史實材料，糾正了過去的某些錯傳;同時把我對這首詞章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假如說，我前面列舉的4篇文章是代表我截至80年代前期的研究水平;那么新寫的《毛詞<沁園春·雪>》，則代表了我到20世紀末在這一領域中從事資料整理和研究的提高與發(fā)展。

　　新寫的《毛詞<沁園春·雪>》，一動筆就無法收拾，寫得太長;加之避免行文枝蔓，有許多材料不得不忍痛割愛，引為憾事。為此，特寫成《書后》一文，既可單獨成篇，又可作為前文的補充，為讀者深入學習、研究這首詞章提供參考，每段文章有長有短，文字有多有少，要求把應該說的話說完為止。特此說明，敬祈垂察。

　　崔敬伯對抗戰(zhàn)時期“蔣管區(qū)所謂大后方”的揭露

　　毛澤東《沁園春》詠雪詞，于1945年11月14日在重慶《新民報晚刊》副刊“西方夜譚”上刊出后，崔敬伯是繼柳亞子之后，在重慶報紙上公開以《沁園春》為題發(fā)表“和詞”的第一人。

　　崔敬伯是國內有數的財政專家，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直接稅署副署長，民主建國會會員。早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長期從事教學、科研工作。極具愛國心和正義感。是一位學者型的“高官”，是我在重慶參加民主運動結識的一位屬于前輩、專家一類的朋友。他公余之暇，經常具名發(fā)表一些有關財政經濟的政論文章。還以筆名“天吁”，撰寫和刊出一些舊體詩詞。他在國民黨政府中，身居要津，對蔣介石政府及其“四大家族”在政治上專制獨裁，在經濟上巧取豪奪的種種倒行逆施，知之甚稔。曾經發(fā)表過一首《蝶戀花》詞，反對豪門，膾炙人口。全詞是:

　　蔓繞藤攀巖上樹，展縱繁枝，總被繁枝誤。倚勢凌空天外去，空余弱草迷行路。

　　緩步城狐馳社鼠，狐鼠憑依，城社哪堪語?創(chuàng)巨直同疽附骨，人間何日揮神斧!

　　崔敬伯的“和詞”標題是《蔣管區(qū)的所謂大后方——調寄 <沁園春>》，于11月29日發(fā)表在《新民報晚刊》上的。但它不是刊登在《新民報晚刊》第四版“西方夜譚”副刊上，而是作為“社會新聞”刊登在該報第二版上，并由編者另外做了一個標題:《一闕<沁園春>　詞人寄慷慨》，寫了一段“本報訊”的新聞:

　　“崔敬伯氏為國內有數之財政專家，公余之暇，頗具情性于詩詞。近以《沁園春》一闋寄見本報，道出老百姓之衷懷，不愧為仁人之詞，用特錄享讀者�！�

　　第二天(11月30日)，重慶《大公晚報》副刊“小公園”把這首詞又重新發(fā)表，題目《沁園春》，由崔敬伯加了一段“小序”。

　　“頃者讀報，見近人多作《沁園春》體，悵觸衷懷，輒成短句，頂天立地之老百姓，亦當自有其立場也�！�

　　那時，我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十分喜愛，經常吟頌。但在這兩家報上對崔敬伯所寫這首“和詞”先后刊出，并作了一些特殊處理，不明真相，也未向崔敬伯當面請教。

　　全國解放后，崔敬伯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稅務總局副局長，后調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任教授。1957年，在一場政治風暴中，被劃為“右派”。解放后，我一直住在重慶，與他兩地相隔，魚雁鮮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調到重慶市政協負責文史資料工作，對毛澤東《沁園春·雪》的史實材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剛剛起步。1979年冬天，我專程到北京為《重慶文史資料》組稿，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崔敬伯。抵京后，從朋友處得知他還健在，“右派”問題已經平反，恢復名譽，年齡已80多歲，住在他女兒家。女兒是北京解放軍總醫(yī)院的內科醫(yī)生，對他悉心照料。崔敬伯身體健朗，生活愉快。一天，我同愛人劉明霞一起專程前往海淀區(qū)復興路解放軍總醫(yī)院宿舍拜望，連續(xù)跑了兩趟，他都因事外出，未能晤面，第三次才會見了。老友重逢，十分高興，娓娓敘舊，各訴衷情。自然談起當年他在重慶填寫和發(fā)表《沁園春》的經過。

　　崔敬伯告訴我:這首《蔣管區(qū)所謂的大后方——調寄<沁園春>》詞，是他從《新民報晚刊》上讀到毛澤東的詠雪詞后，懷著對毛澤東十分崇敬，十分激動的心情寫的。原詞是:

　　一夕風橫，八年抗戰(zhàn)，萬里萍飄。恨敵蹄到處，惟余莽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米共珠殊，薪同桂貴，欲與蟾宮試比高。抬望眼，盼山河收復，忍見妖嬈。

　　名城依舊多嬌，引多少“接收”競折腰。惜篙里鶉衣，無情點綴;泥犁溝壑，未解兵騷。天予良時，稍縱即逝，苦恨頹梁不可雕!滄桑改，念今朝如此，還看明朝。

　　《新民報晚刊》的編輯先生認為這首詞行文犀利，意寓深長，十分贊賞。但因吳祖光在副刊“西方夜譚”上發(fā)表了《毛詞<沁園春>詠雪》，被國民黨當局指責為“替共產黨張目”，差點惹出大禍。若再讓崔敬伯在報上與毛澤東一唱一和，把蔣管區(qū)的大后方揭露得淋漓盡致，那后果真是不堪設想。于是把原詞標題和詞句作了一些修改，用“社會新聞”的形式刊出。

　　修改后的詞章是:

　　一夕風橫，八年血浴，萬里萍飄�？挫浩斓教�，惟余榛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米共珠殊，薪同桂貴，早與天公試比高。抬望眼，盼山河收復，忍見妖嬈。

　　名城依舊多嬌，引無數雄兒盡折腰。惜蒿里鶉衣，無情點綴;泥犁溝壑，不解風騷。千載良時，稍縱即逝，豈是頹梁不可雕!天醉也，看今朝如此，還看明朝。

　　崔敬伯的這首“和詞”在韻律上完全是按照毛澤東的詞韻填寫的。但在標題上卻沒有“步韻奉和”之類的文字，這是為什么?

　　崔敬伯說，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堪稱千古絕唱，“絕唱不應和也”。并由此引出一段典故。

　　崔敬伯說，“絕唱不應和也”這句話，出自《許彥周詩話》。唐朝詩人韋應物有一首詩《寄全椒山中道士》，結尾一聯是:“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蹤”。后來蘇東坡和了一首，末尾一聯是:“寄語山中人，飛空木無跡”。許說，蘇東坡此聯較之韋蘇州就顯得板滯些，不及韋詩之靈動，韋詩是“絕唱”，“絕唱不應和也”。崔敬伯說，毛主席的《沁園春·雪》寫的是解放區(qū)的西北高原的壯麗景色，從上下古今，暢所欲言，雄偉酣暢，確可堪稱“絕唱”。至于我當時填的《沁園春》寫的是蔣管區(qū)的大后方，是待解放的地方的情況，不敢說“和”，僅僅是用韻偶同。詩的韻腳，別人可用，我亦可用。我認為，崔敬伯的這種解釋，在當年蔣介石統(tǒng)治下的重慶，是別具一格的斗爭藝術。崔敬伯是國民黨政府的“高官”，明目張膽的和毛澤東，這不僅是丟官不丟官的問題，而是要命不要命的問題。崔敬伯的確是大家風度，名門高手。

　　我去拜訪崔敬伯的那天，雖然天氣十分寒冷，但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不久，老朋友劫后重逢，大家心里都暖洋洋的。談起往事，滔滔不絕。但他已經是80多歲高齡的老人了，只好忍痛打住，起身告辭。回到我外甥女住地，北京地安門內大街軍委總政治部宿舍的第三天，接到崔敬伯的一封親筆信，他填了一首詞送我。

　　周永林兄偕劉明霞姐見過

　　—調寄《賀新郎》

　　欣逢高軒過。感深情渝州遠道，相逢京國。坐上昌黎和皇甫，自隗身非李賀。無以復采風嘉賓。葑菲靡遺欲遠矚，新長征自有新佳作。迷霧掃，天地廓。

　　識荊重慶堪追述。憶當年崎嶇抗戰(zhàn)，只呈微薄�？靶�書生徒自守，未逐貪污汩目。公論許尚無大錯。三十年后承枉顧，仰豐碑健朗侔松鶴。祝儷景，贏長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從此，我們又恢復了聯系，音問時通。1985年，為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40周年，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要編輯出版一部《重慶抗戰(zhàn)紀事》(上下兩冊)，我向他組稿。崔敬伯特地選輯了一組他當年在重慶撰寫的揭露日軍飛機大肆轟炸重慶無辜平民的法西斯暴行，和國民黨特務橫行霸道，殘害重慶人民，以及“四大家族”貪贓枉法，法幣貶值、通貨膨脹，陷人民于水火的舊體詩詞《重慶八章》寄我，這時崔敬伯已經是87歲高齡。不兩年，就遽歸道山了!遺憾的是，他的子女可能不知道我的通訊地點，訃文沒有及時寄我。我也無法在老人靈前獻上一瓣心香，至今引以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