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初期，周毛二人互相信任，互相配合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被迫離開中央蘇區(qū)，向湘鄂西地區(qū)轉(zhuǎn)移。紅軍這次反“圍剿”的失利主要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造成的，但他們不但沒有絲毫反省，而且繼續(xù)打擊毛澤東等人，不讓毛澤東隨軍行動。毛澤東堅持要與紅軍一起長征，周恩來在關鍵時刻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從而為一代偉人后來縱橫政壇、叱咤風云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1934年12月18日，紅軍到達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這次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闡述了他的改變行軍方向的主張，周恩來繼續(xù)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而博古仍堅持按原計劃執(zhí)行。會議經(jīng)過爭論最終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揮師搶渡烏江，然后向敵人統(tǒng)治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進軍。會后，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告知沒參加會議的李德，李仍不同意,兩人吵得很厲害,引起了周恩來少有的震怒。據(jù)周恩來警衛(wèi)員回憶,周恩來氣得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馬燈被震得跳起來，燈火都熄滅了，這才把一向自以為是的李德鎮(zhèn)住了。正是由于采納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正是周恩來在關鍵時刻發(fā)揮了作用，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揮戈西指，不僅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原有部署，而且連戰(zhàn)連捷，極大地重振了士氣。

　　1935年1月，紅軍攻占黔北重鎮(zhèn)遵義，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周恩來和大多數(shù)人都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積極擁護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的確立。

　　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中對毛澤東的復出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最早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在黨內(nèi)和軍內(nèi)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在遵義會議上正是因為他與“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決斗爭，積極支持毛澤東進入中央決策核心層，從而為確立毛澤東在黨內(nèi)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創(chuàng)造了根本條件。毛澤東對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有過很高的評價，后來曾經(jīng)對賀子珍說過：“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長征后期，毛澤東成為紅軍最高領導人,周恩來積極輔助

　　遵義會議后，部隊剛一出發(fā)，就遇上敵人一個師盤踞的據(jù)點。大家討論怎么辦，多數(shù)人主張打，毛澤東認為打了要吃虧，雙方爭執(zhí)不下，最后毛澤東的意見被否決。但毛澤東相信周恩來會支持他的意見，半夜里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要周恩來把進攻命令暫時壓一壓。周恩來果然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一早再開會時，周恩來、毛澤東終于把大家說服了，避免了紅軍一次不必要的損失。

　　1935年6月，經(jīng)過長途艱難跋涉，紅一方面軍在川北地區(qū)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下一步向何處去”再次成為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目前戰(zhàn)略方針”的報告。他闡述了紅軍應立即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jù)地的理由。這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絕大部分中央領導人也都同意這個意見。

　　但是會后，張國燾仗著人多勢眾，一方面向中央施加壓力，伸手要權；一方面以種種借口，拖延北上。為顧全大局，團結張國燾北上，周恩來與毛澤東商量，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在同年7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調(diào)中央常委工作。自8月上旬以來，周恩來積勞成疾，整日高燒不退，連續(xù)數(shù)日被擔架抬著行軍。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常委分工，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從此，毛澤東成為紅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會在陜西甘泉縣下寺灣召開，再次研究了常委分工問題。會議最后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周恩來同時負責中央組織局的工作。

　　從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名副其實地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周恩來則長期作為毛澤東的親密助手，數(shù)十年間與毛澤東肝膽相照，風雨同舟。歷史告訴我們，在艱難創(chuàng)業(yè)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我們的事業(yè)出現(xiàn)困難和危機的時刻，領導班子成員的互信互助，密切配合，齊心協(xié)力，同舟共濟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成功合作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徐 行

　　(作者為南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論壇》 (2008-12-01 第4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