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拉薩市的恐怖氣氛越來越嚴重，叛匪到處奸淫搶劫，再次命令16至60歲的男性參加叛亂，對參加革命工作的藏族干部職工和在和平解放后興辦的學校讀書的學生，限在3天內要退出機關、單位和學校，不退出者格殺勿論。

　　民兵團發(fā)出了指示，叛亂分子一旦動武，各單位要各自為戰(zhàn)，堅守陣地，保衛(wèi)自己，解放軍要運動作戰(zhàn)。我們單位根據民兵團的指示和自己的情況，馬上組織力量修筑碉堡工事，做最壞的打算，準備好半年的糧食和燃料以及充足的槍支彈藥，特別是要在通訊上做好準備。發(fā)訊臺設在郊區(qū)，離郵電局較遠，院內空曠，為保衛(wèi)通訊的安全和暢通，西藏軍區(qū)特地派了一個班的兵力守衛(wèi)。

　　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發(fā)動的叛亂，理所當然地受到愛國進步人士和廣大藏族群眾的反對，他們紛紛向工委、軍區(qū)有關部門控訴叛亂分子的各種暴行，要求予以制止和平息，并要求給予保護，僅軍區(qū)司令部駐地就保護了帕巴拉·格列朗杰在內的各階層愛國人士和他們的家屬500余人，各單位的駐地也都妥善安置了不少藏族干部和他們的家人。我們郵電局的藏族干部職工也深感不安全，有不少人向我們提出保護要求。沒有提出來的，我們也主動征求他們的意見，另外對于派往內地學習的學員家屬，我們也去征求意見，凡是要求我們保護的，在一兩天內派人去接，安排在我們郵電局的院子里居住。藏族干部和他們的家屬都認為，在關鍵的時刻還是共產黨最關心他們，真心誠意地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很希望駐藏人民解放軍把這些叛亂分子消滅光。

　　街上的行人比往常大為減少，漢族干部一兩個人不敢在街上行走。各機關黨委要出去辦事都須有10人左右，且要帶上武器。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我們郵電局的營業(yè)室仍開門營業(yè)，照收電報和郵件，只是下午要提前關門。報房比以前更忙，報務員們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兩點鐘。這時除一般電報外，西藏工委發(fā)往北京和各地區(qū)的機要電報多了起來，隨到隨發(fā)，保證西藏工委和中央及各地區(qū)的聯(lián)系。

　　3月17日夜里，達賴和叛亂集團的頭子們逃走，其中有達賴的親屬、隨從、官員和藏軍等，共有六七百人。他們經山南地區(qū)逃往印度。這也是早有預謀的，且計劃好了走的時間和路線。譚冠三向中央報告了這一情況。對此，毛主席有指示：達賴外逃，不要阻攔，他們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譚政委接到這個指示后，考慮到如果阻攔，逃跑的反動上層必然要加害達賴。所以他們逃跑時，我軍是網開一面，一路放行。在達賴集團出逃的路上，美國飛機曾數(shù)次飛入西藏數(shù)百公里，偵察解放軍的動向，對他們進行空中掩護，并空投食品、地圖、收音機和金錢。

　　達賴逃走后，將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軍事大權都委托給在拉薩直接組織指揮叛亂的偽“人民會議”這個反動組織，把藏軍、喇嘛武裝和鄰省逃來的叛匪糾合在一起，和解放軍作戰(zhàn)，司令部就設在羅布林卡內。索康以達賴的名義還宣布山南地區(qū)的隆子宗為所謂的“雪山獅子國的國都”，將魯康娃和洛桑扎西委任為司倫，留西藏主持政務。他們錯以為西藏全區(qū)的叛亂已穩(wěn)操勝券，妄想達到“西藏獨立”，保持黑暗、反動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