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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川幸次郎通過他對中國文化漫長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中國，文學不僅處于各種藝術的首位，在大多數(shù)時代文學還被認為是人類生活所必須的一部分

　　文/楊鍵

　　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曾經(jīng)說過，京都的中國學是以與中國人相同的思考方法、與中國人相同的感受方式來理解中國為基本學風的。為此，如果不去中國留學就不可能做好中國的學問，這已成一種規(guī)則。

　　吉川幸次郎初到北京留學，第一印象就是夜之暗。城市暗，房子里的電燈也暗。物體看起來都呈黃色的這個國家，連燈光的顏色也是寂寞地昏黃著。夜，在中國不是讀書的時間。

　　在沒來中國之前，青木正兒曾經(jīng)對吉川說，一般人認為日本的風景是纖細的，中國的景色是豪壯的，但實際上像西湖那樣纖細的景色，在日本哪里有呢？青木在《江南春》中也寫到過這意思。初入揚子江口，兩岸一望無盡的柳樹，那些柳樹無論取哪一棵，它的細致的美感也是壓倒日本的柳樹的。

　　那時，吉川幸次郎正在讀晚唐詩，深感于它遠比日本詩更為纖細，于細致處顯示出美感。直到他來中國，才進一步發(fā)現(xiàn)，中國的自然色彩也比日本更輕柔、美麗。他曾請教過植物學者，得到的回答是日本的山植物種類多，所以綠色復雜而呈黑，而中國在同樣的面積中植物的種類少，所以山色是單一的美麗的綠色。

　　吉川對中國文學所體現(xiàn)的人生觀深表信服，他認為最古的文學《詩經(jīng)》背后的人生觀是：人所具有的善意，可以使個人和社會都獲得完全的幸福的樂觀主義。

　　在《詩經(jīng)》中，悲哀和憂憤的詩比高興的詩更多。但是，樂觀作為一種原則并沒有動搖。作為“天”的延長的人類，并非微小的存在，至少本來不是微小的。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雖然也出現(xiàn)過動搖，但對人的能力的信任，即人的拯救不是靠神而只能是靠人自己，這是中國文明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國文學的精神所在。即使在出現(xiàn)動搖的時期，這種精神作為文學的背景，也從未完全消失過。

　　重視非虛構素材和特別重視語言表現(xiàn)技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的兩大特長。吉川幸次郎舉例說明:最早的文學《詩經(jīng)》是在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與荷馬敘事詩的產(chǎn)生、成熟同時——產(chǎn)生和成熟的，但已是早早地以凡人的日常生活的哀歡為素材的抒情詩了。至于戲曲文學，在中國古代更是沒有。作為虛構文學的戲曲和小說的出現(xiàn)，在這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國家里，是最后1000年的事。而與素材取自于實際的經(jīng)歷特別是取自于日常的經(jīng)歷相對立，中國文學的表現(xiàn)形式卻是遠離日常的。文學的語言不是日常的即口語的語言，原則上是要求有一定規(guī)范的特殊的語言，詩不用說必須是有韻律的語言。

　　吉川幸次郎通過他對中國文化漫長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中國，文學不僅處于各種藝術的首位，在大多數(shù)時代文學還被認為是人類生活所必須的一部分。在視覺藝術上，中國文化重視繪畫，以及與繪畫有同等地位的中國文化所特有的藝術——書法，而文學的地位比他們都優(yōu)越。至于雕刻與建筑，直到不久以前，都不被認為是藝術，而只是技術。音樂，在文明的初期是比文學更優(yōu)越的藝術，不久以后，它的地位也讓給了文學。這使得文學成為民族的普遍行為，對文學的參與，至少是能作詩、寫規(guī)范文體的隨筆、散文，被視作是作為民族指導者的政治家、官僚所必備的修養(yǎng)。

　　因此，在中國，文學家或者說文學的參與者數(shù)量是極多的。唐代三百年，有詩作傳世的2200人，宋代三百年更增至為接近4000人。另外，吉川幸次郎還認為這個國家的文明是以對政治的關心、對通過政治來發(fā)揚人的善意的關心為軸心而發(fā)展起來的，文學也是在這個軸心之上。李白、杜甫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白居易、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既是詩和散文的大家，同時也是國家的重臣，是同時指導他們各自時代的文學和政治的“巨公”。

　　一般來說，沒有任何為官經(jīng)歷的文學家絕對稀少。而3世紀的魏文帝、6世紀的梁武帝既是君主又是那個時代的文學領袖。哲學家與文學家的關系也是這樣相輔相成的。不作詩的哲學家通常是不可想象的，而哲學論文必須是有規(guī)范的散文。宋代哲學家朱熹、明代哲學巨頭王陽明都是在詩和散文上極有造詣者。他接著說：像中國這樣只注目于現(xiàn)實世界，只注目于人，而抑制對神的關心的文學，在其他文明地域確實是無與倫比的。中國沒有產(chǎn)生莎士比亞，但是，也應看到，西方也沒有產(chǎn)生李白和杜甫。

　　吉川在年齡很大的時候被問起為什么喜歡中國，他說他也不清楚，好像是命運的安排一樣。他從一開始就喜歡中國，這是為什么實在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