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口述回憶錄 《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jīng)歷》，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吳德口述回憶錄《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jīng)歷》，2004年1月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此書出版不久，我在書店買到，因待看的書尚多，擱上書架，遲遲未看。一擱便過了三年。最近擬寫一篇關于口述史的文章，想起此書是出版社推出的“當代口述史”叢書一種，找出一讀。真是“不讀不知道，一讀方知道”。末三字套用“嚇一跳”，表示雖然沒有嚇一跳，卻讓我知道了那段歷史的許多真相，這在已經(jīng)出版的一些有關這段歷史的黨史書籍中大概是難以看到的，使我產(chǎn)生“相見恨晚”之感。
這里可舉十年“文革”的一件謝幕大戲來看。
這當然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這件翻開歷史新頁的大事了。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簡稱《決議》)稱之為“歷史的偉大轉(zhuǎn)折”，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边B用兩個“挽救”，足見黨中央對此評價之高�！稕Q議》在這段評價之前，又特別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本褪钦f，華、葉、李三人在這次斗爭中，起了決定性的決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決議》在三人的名字之后，加了一個“等”字，說明還有別的人也在這次斗爭中起過“重要作用”，即決策作用。這是什么人呢？這里一個“等”字為后人留下了懸想的空間�！稕Q議》是中央綱領性文件，字斟句酌，雖一字一名之微，也不是輕易可以增減的。
但是，隨后出版的幾種黨史讀物，有的還是頗具權(quán)威性的，就我個人閱讀范圍所能看到的來說，基本上都未能為讀者解答這個懸疑。這些讀物，在提到這次重大歷史事件決策過程時，大致采用三種“春秋筆法”:一種是全搬《決議》原文，如《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毛澤東傳(1949-1976)》。一種是把“等”字干脆去掉，改為“核心”，好像沒有其他人了，反而有失《決議》原意，如《中國共產(chǎn)黨七十年大事本末》。還有一種是照搬《決議》原文，后面加上一句“某某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未說明與“起了重要作用”有何不同，如《“文化大革命”簡史》，讀者還是蒙在鼓里，弄不清《決議》所用的這個“等”字后面，究竟還有沒有其他的什么人。
本文一上來就說，讀了吳德這本回憶錄，有“相見恨晚”之感，就是說它能多多少少解答凡為讀者可能產(chǎn)生的一些疑問，包括對《決議》的那個“等”字的問題。這本回憶錄第十二章為《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斗爭》，詳細記錄了1976年9-10月間那個歷史階段中央決策過程，皆親身經(jīng)歷，是第一手史料。今特摘錄其親歷的若干重要部分，為讀者再現(xiàn)當年某些場景。原文敘事，前后常有交錯處，今按時日歸併，遇需要說明的，略加按語，以明背景。
1976年9月治喪期間，大約是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lián)、紀登奎和我(吳德自稱，下同)在國務院后邊的會議室里討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想華當時是在了解我們的態(tài)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后來華告訴我，他當時已經(jīng)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了。
9月11日華國鋒還對我說過，他還在11日找了汪東興商量此事，汪東興的態(tài)度很明確，表示了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
9月11日華國鋒借口身體不好，要到醫(yī)院去檢查，離開治喪的地方給李先念打了電話，說:“我到你那里，只談五分鐘�！崩钕饶钫f:“你來吧，談多長時間都可以�！比A國鋒一進門就很緊張地說:“我可能已被跟蹤，不能多停留，說幾句話就走�，F(xiàn)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引自《十年風雨紀事》，以下楷體文均引自該書)
按:上引國務院會議室會議，無確切月日，既說“治喪期間”，應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三日。這時的政治局面是，毛主席生前親自安排的政治勢力——即以華國鋒為首的“實力派“(時任黨政軍大員)、以葉劍英、李先念為首的“元老派”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互相較量，激烈拼搏之時。毛主席晚年雖對“文革派”屢有訓誡，稱之為“四人幫”，要他們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jié)，“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钡诹硗獾膱龊�，毛主席又敦促政治局扶助他們。吳德在本書記下了毛的此一希望與指示:毛主席對政治局的同志，尤其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當時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記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處找我們談話，曾經(jīng)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們。毛主席指著窗外菜地里一些碧綠的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
毛主席希望“實力派”與“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內(nèi)定“文革派”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與愿違，“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實力派”與“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攔他們順利接班的眼中釘。毛主席一旦逝世，失去了約束，三派之間的平衡立刻就破裂了�！八娜藥汀卑l(fā)出了向江青表忠心，寫勸進信(即任黨中央主席)的信號。吳德回憶錄寫道:“我們感到了緊張的氣氛。華國鋒同志的處境很困難，工作不下去了。種種跡象使他認識到‘四人幫’篡黨奪權(quán)的行動已經(jīng)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時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比A國鋒于9月11日至13日，連續(xù)會見“實力派”的汪東興、陳錫聯(lián)、紀登奎、吳德和“元老派”的李先念、葉劍英等人，通報并討論解決“四人幫”問題的緊迫性，顯示了他的智慧與膽識，自有其過人之處。這些“實力派”與“元老派”人物，雖分掌黨政軍大權(quán)，還是需要有一個領袖來下決定，發(fā)號令，然后付諸行動，方能取得成功。這次粉碎“四人幫”斗爭勝利，華國鋒居首功位置，是當之無愧的。毛主席晚年喜愛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為可托付大事賴以安邦定國，華國鋒、吳德、許世友都在他重用之列，而華國鋒更被選為接班人�，F(xiàn)在看來，至少在粉碎“四人幫”這件事上，他是選對了。
9月26日或27日晚上 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華國鋒說:我們同“四人幫”的斗爭，已經(jīng)不可避免。我表示支持華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解決的辦法，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方法來解決。
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計了當時的情況，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認為“四人幫”在群眾中是孤立的，在軍隊里是沒有力量的。我們還討論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問題。我和李先念都同意華國鋒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決“四人幫”的提議。華國鋒和李先念都對我說過，通過這次討論后，華國鋒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后決心。
按:這次華、李、吳三人會議，十分重要，做出了兩項決定:一，對“四人幫”采取抓起來隔離審查的“上策”。二，行動的時間，“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為這次行動的總指揮，華國鋒下了最后決心。為什么說華的決心更重要呢？想想看吧，如果華這次稍有遲疑，瞻前顧后，延誤了時機，讓“四人幫”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搶先奪權(quán)，那后果還堪設想嗎？
9月30日首都各界國慶座談會在天安門城樓舉行，由我主持，華國鋒講話。會后到國務院小禮堂看電影�？催^電影后，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又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fā)生的問題。
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具體研究了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wèi)團挑選五十多人，組成幾個行動小組，一個組負責抓一個人。
10月2日華國鋒到我的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我進一步商議。華國鋒要我深思:把“四人幫”抓起來后，全國黨政軍民會有什么反應，應采取什么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決“四人幫”問題�！八娜藥汀痹诒本┦杏惺裁醋ρ�。我說有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該隔離。華國鋒同意。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志福、丁國鈺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
按:抓捕“四人幫”計劃，在華國鋒主持下，此時進入具體階段。以華國鋒為首，中央決策層已形成加上葉劍英、李先念、吳德共四人的領導核心。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內(nèi)，四人間頻繁接觸，商議安排多項具體問題。吳德之所以成為核心之一，是由于他所處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衛(wèi)戍區(qū)第一政委。華國鋒對他說:“首都不能亂，首都一亂，全國就有可能發(fā)生大問題。穩(wěn)定首都的問題，由你負全責。”
此時部隊的調(diào)動問題，提上議程。上引一條紀事，說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談的自然就是中央警衛(wèi)團(即有名的8341部隊)的調(diào)動問題，這是聽汪東興指揮的。抓捕行動就是由中央警衛(wèi)團執(zhí)行的。吳德在書中說:“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汪東興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八娜藥汀敝械膹埓簶蛟沃醒胲娢傉尾恐魅�、南京軍區(qū)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qū)第一政委；王洪文則經(jīng)營上海十萬民兵，作為禁衛(wèi)軍。但他們調(diào)動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這是導致他們最終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華國鋒處商量事情時華國鋒提出，葉帥告訴他北京軍區(qū)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里活動，葉帥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我和華國鋒談完話，就去找了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吳忠向我保證說:北京的衛(wèi)戍部隊有能力保衛(wèi)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我立即向華國鋒作了匯報。華國鋒又親自與吳忠談了一次話。
華國鋒告訴我，他曾四次與陳錫聯(lián)在一起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馬上就找到陳錫聯(lián)。陳錫聯(lián)說情況他已知道，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wèi)戍區(qū)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并要吳忠立即到我的住處具體商量。
按:繼中央警衛(wèi)團部隊調(diào)動問題的落實，華國鋒、葉劍英、吳德又落實了北京衛(wèi)戍區(qū)和北京軍區(qū)部隊司令員的工作。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吳忠，是被毛澤東稱作“吳(諧音無)忠有忠”而聞名的軍人。那一次毛在火車上接見吳德、吳忠，聽了二人名字說:“吳德有德，吳忠有忠。”成為毛澤東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話，也說明對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10月4日下午我兩次被華國鋒找到他的住處:第一次是我們再一次全面地檢查、研究了準備工作是否就緒、解決問題的環(huán)節(jié)是否完善等問題。第二次是我們聽了汪東興匯報的具體行動方案，共同議定了中南海內(nèi)外相互配合行動的措施。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后一次匯報了。我們商定: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我和北京衛(wèi)戍區(qū)吳忠負責解決。三、中南海內(nèi)如果出現(xiàn)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我組織衛(wèi)戍區(qū)的部隊支援。四、由北京衛(wèi)戍區(qū)把人民日報社等以及清華、北大等單位，用內(nèi)緊外松的方式戒備起來，要再檢查一遍落實的情況。華國鋒要求我守在電話機旁隨時與他保持聯(lián)系。
按:據(jù)上所記，10月4日下午至晚間，是抓捕行動開始前的最后一次準備工作，周密細致，一切就緒，只待令下。策劃這次行動的核心，這時集中到華國鋒、吳德、汪東興三人身上，他們肩負起了這次歷史轉(zhuǎn)折的使命。第二天(10月5日)，吳德的書沒有紀事，想是在表面平靜內(nèi)部緊張的等待氣氛中度過。
10月6日我與市委第二書記倪志福、市委常務書記丁國鈺、市委書記兼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吳忠一起守在電話機旁。
不到九點鐘的時候，汪東興來電話說一切順利。第一個到懷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個是張春橋，均已被隔離起來。江青是由張耀祠帶人去解決的。姚文元最后到，進入懷仁堂后，也被實施隔離。按:據(jù)吳德所記，粉碎“四人幫”所采用的方式，得到了鄧小平的贊賞。這是鄧復出前，吳德、陳錫聯(lián)在李先念的提議下，一同去看望住在西山的鄧小平。鄧見到他們非常高興，對他們說:“很好呵！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這種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幫”事)，干凈利索！”旨哉斯言，這是一位偉人對這次兼具智慧與勇氣的果斷行動發(fā)出的嘉獎令，獎到了點子上。
通過以上的摘錄，1976年9月11日至10月6日這段二十六天時間內(nèi)的歷史過程，大致可以比較清晰地顯露出來了�！稕Q議》中的那個“等”字，包含的什么人，應該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吳德回憶錄不諱言自己十年“文革”的政治經(jīng)歷:1976年“四五”天安門廣場時間，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批鄧，許久未能轉(zhuǎn)過彎來；他主持首都百萬人慶功大會，講過“我們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主席”這樣的話；他又是第一個提出“凡是”的人。等等。此所以功過相抵，姓氏上不了凌煙閣了。作者后人于后記說，本書是“一個有德之人所說的老實話”，老實話若指真話，不易呵！ (作者：錢伯城 單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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