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節(jié)后，春運運力緊張并沒有成為新聞，沿海城市出現大面積民工荒卻被各大媒體頻繁報道。在金融海嘯過后的復蘇階段，大量就業(yè)崗位虛位以待，呈現出勞動力市場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當然也為各方提供了廣闊的解讀空間。一方面，企業(yè)恢復招工意味著在金融危機中失去的訂單開始恢復。這也許可以理解為“好”現象。但與此同時，在沿海經濟發(fā)達省份的企業(yè)普遍開出加薪10%--20%的背景下，民工荒卻從去年9月延續(xù)到現在。必定是因為勞動力供求雙方無法在新的薪酬價格上達成一致。

　　必須看到，“民工荒”未必是一件壞事。從積極的意義看，長三角、珠三角甚至傳統(tǒng)人力資源大省缺工，首先意味著勞動力開始從“無限供給”轉而成為稀缺資源。無疑，農村收入的提高，和內陸省份經濟發(fā)展，為外來工群體提供了除沿海省份之外的更多選擇；而隨著60后、70后外來工的逐漸老去，80后、90后粉墨登場，與父輩相比，新生代外來工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以及對“吃苦耐勞”等外來工傳統(tǒng)價值觀的顛覆，更令不少傳統(tǒng)制造業(yè)企業(yè)開始朝向更人性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轉變。種種跡象表明，當勞資供求關系發(fā)生逆轉之時，外來工的議價權正在逐步提升。

　　但鼓吹“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的專家學者亦不能高興得太早，一個基本的判斷是，當前我國普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絕非因為外來工開始漫天要價，選擇主動失業(yè)，而是因為其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線，在物價普遍提升、城市生存壓力普遍提升的情況下已經提高，而沿海發(fā)達省份企業(yè)開出的條件無法達到預期。因此，民工的工資提升需求是存在剛性的。倘若按“劉易斯曲線”的假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yè)應大幅度提高工資才對。但從中國的經濟結構看，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拐點并不必然帶來工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因為“劉易斯拐點”理論的致命缺陷是只假設出“城市-農村”二元結構，而忽略了“國際-國內”市場的二元結構。而這一特點對出口導向型國家尤其明顯。在這一二元結構中，由于國內生產地市場的議價權被壓抑，導致大部分利潤都轉移到國外市場。這一過程必然導致，當國內的城鄉(xiāng)二元經濟面臨勞動力供求關系拐點的時候，高度依賴外需的城市經濟卻未必能有大規(guī)模提高工資的積累和能力。另一方面，依賴外需同時導致我國沿海經濟發(fā)達省份的城市化進程，并沒有伴隨著進城農民工的權利提升過程，而是呈現秋風先生總結的“四個分離”現象：第一是生產和生活的分離，農民工實際上不在當地消費，而是預期回老家消費；第二是時間上的分離，即讓所有的農民，農村中最精英的群體在年輕的時候出售青春，到年紀稍微大一點就回到鄉(xiāng)村，然后自己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第三點是勞動身份或者經濟身份與社會身份之間的分離；第四點是中國社會出現了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的大規(guī)模家庭破碎化。因此，導致今日外來工無法繼續(xù)留在城市的，其實是這種不完整的城市化進程所導致的權利結構扭曲。

　　從這個意義上看，“民工荒”的真正挑戰(zhàn)在于，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拐點，是否能形成對勞動力價格提升，勞工權利充實的“倒逼機制”。而從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模式看，這一倒逼機制的形成，依然將面臨“半城市化”的挑戰(zhàn)。從制造業(yè)與服務業(yè)的特點看，制造業(yè)的升級是必然以提高生產效率、減少勞動力需求為標志的。只有服務業(yè)才能容納更多就業(yè)。而“半城市化”的一個最大惡果，恰恰令城市忽略經濟、社會制度完善，從而令服務業(yè)失去生存的基礎。當外需觸及天花板，而生產成本開始逐步提升的時候，地方政府仍然依照過去的老路，不斷地擴大投入，引進大項目。但這些行為只能加劇產能過剩。是為倒逼機制的最大障礙。

　　但值得慶幸的是，郴州、重慶等內地中心城市在當前的發(fā)展中有望不再重蹈“半城市化”的覆轍。在經濟結構和社會發(fā)展方面，內地省份擁有后發(fā)優(yōu)勢。有從沿海內遷的企業(yè)主發(fā)現，計劃中的低端生產線，在經過三年的培訓后，也可以生產高端的皮鞋。因為工人就近就業(yè)，人口流動小，熟練工人的增加，導致生產質量的大幅度提升。與之相比，在沿海的高端生產線則面臨高級人才留不住的困境。一葉知秋，隨著民工荒對地方經濟發(fā)展的構成威脅，當年地方政府想方設法吸引投資者的競爭恐怕將重演，倘若地方政府競爭的對象從資金轉變?yōu)闄嗬�被長期壓抑的外來工，那么，就讓民工荒來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