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新任代表、委員不少，但會議的氣氛依然相當熱烈，有媒體還評選出張茵、葛劍雄、穆麒茹、李金華、鐘南山等五大“炮手”。他們圍繞民眾關心的各種問題，“一炮未停一炮又起”，引來輿論和民眾的廣泛關注。“炮手”的涌現(xiàn)說明了兩會代表、委員的參政議政熱情，其本身的政治價值也由此可見。他們把一些公眾關心的話題在全國最重要的政治論壇上提出，讓全體代表、委員關注這些問題，也給有關立法、行政部門施加了一定壓力，當然也讓民眾感受到了兩會的民主氣氛。

　　不過，大膽地放炮發(fā)言，對于政協(xié)委員、人大代表來說，只是參政議政的第一步。身為這個國家的政治家，身為參政機構成員、身為立法機構成員，政協(xié)委員、人大代表除了發(fā)言，除了提出提案、議案，還需要具備政治技藝，把自己的意志變成法律、預算或政策。當然，這種意志必須體現(xiàn)選民的意愿，并經過深思熟慮。

　　依據這個標準來衡量，那些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的發(fā)言，以及提案、議案，有不少令人遺憾之處。比如，委員、代表們的提案、議案所涉及的問題五花八門�；�本上，委員代表們的視野局限在自己的企業(yè)、行業(yè)、地區(qū)。而且，在提出議案、提案的時候，委員、代表之間也缺乏事先的溝通，各提各的。如此一來，提案、議案的質量自然難有保障。更重要的是，提案、議案如此五花八門，注定了不可能有哪一個進入會議的正式審議議程。無法設想，只有十幾天的會議，能夠對那么多議題進行討論。

　　這些五花八門的發(fā)言、提案、議案，大多數(shù)明顯地屬于印象式的，其立論缺乏必要的實證支持。他們在發(fā)言中針對所涉及的問題，大多數(shù)沒有提出可操作性的立法、預算或政策設想。事實上，就他們的心態(tài)而言，最多也就是說說而已，并沒有試圖將其真正地變成立法、預算或政策設想。

　　癥結似乎在于，這些代表委員們沒有把自己當成真正的參政者、立法者，沒有把自己當成公共事務的決策者，當成中國式民主政治場域中的政治家。相反，他們大多把自己當成借著開會的機會向領導、上級提意見、提建議的群眾角色。問題是，在兩會期間，尤其是人大代表，本來就是坐在憲法所說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席位上，面對行政部門，自己就是領導，就是這個國家最高級的上級，怎可只是提意見、建議？

　　除了執(zhí)政黨之外，政協(xié)、人大就是最重要的政治機關，憲法也規(guī)定，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也就是說，人民借助政協(xié)委員、人大代表，在兩會上對上年政府其他部門的工作、包括人大常委會的工作進行評估，必要的時候對一些過失進行問責，未來一年政府各部門的工作也應當作出一個框架性決策。

　　那么，誰是問責、決策的主體？當然是委員代表們，而不可能是行政部門。比如，周老虎事件、相關部門在雪災中的表現(xiàn)，其實都是可以由委員、代表們發(fā)起問責的。另外像釘子戶問題、像勞動合同法有爭議的條款問題，以及各級發(fā)改委的存廢問題，委員、代表們也本來可以以某種程序要求會議進行專題討論的。

　　討論、審議民眾關心的問題并對此作出立法、預算或政策決策，這本來就是兩會所要達成的基本政治目標。對這些事關民眾權利、利益，事關政府權力配置的重大問題，委員、代表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提出來，固然勇氣可嘉，但是，假如委員、代表們都沒有在兩會這個政治論壇上想辦法解決，民眾又該指望誰通過什么途徑來解決呢？

　　按照憲法規(guī)定，民眾完全有理由期待兩會委員、代表們更好地體現(xiàn)自己的訴求，并且具備更高的政治技藝，把自己的這種訴求變成具有約束力的法律、預算案或政策決定。這就要求委員、代表們在兩會結束之后，針對民眾關心的具體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與民眾、與專家進行研究，尤其重要的是，委員、代表之間相互溝通，從而形成相對集中的提案、議案，其中包括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預算或政策設想，使之能夠進入兩會或其常設機構的議程中。這才能夠真正地體現(xiàn)出代表民眾參政議政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