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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先生原籍中國福建永定縣人，祖先遷臺在臺北三芝鄉(xiāng)務農。日寇侵臺后人民不斷反抗，李家卻為日本效忠。李父金龍做了日本警察，通過關節(jié)還開了一丬雜貨店、公開販賣鴉片煙。他家從一個佃農很快成為富甲一方的財主。金龍有兩個兒子：長子登欽投軍為日本賣命在南洋戰(zhàn)死，次子登輝去日本求學，改名為巖里政男，穿日本衣，食日本食，習武、學劍，儼然如日本公子。

　　二次大戰(zhàn)，日本戰(zhàn)敗，登輝如喪考妣，不得不回臺灣。一九四六年插班到臺大農學院讀書，一九四七年秘密參加了共產黨，除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外，還參加游行示威，反對美蔣，“二二八”前夕還寫了告臺灣同胞書，伙同其它黨員，半夜上街刷標語、發(fā)傳單要打倒國民黨統(tǒng)治。

　　不久白色恐怖籠罩全臺，李先生可能考慮到生命獲得可貴，退出共產黨。果然臺大支部不久即被破獲，七個黨員中三人遭槍決，二人逃離臺灣，一人判刑坐牢，連李先生介紹入黨的葉成松也遭槍殺，只有登輝福氣最好，不僅平安無事還獲得不斷升遷。他從臺大助教到農林廳、農復會，由技佐、技正到股長，再公費來美讀碩士、博士，可謂一帆風順、春風得意。

　　一九七一年他改變了反美、反蔣的常態(tài)，又要求參加國民黨，他曾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搞政治，不參加國民黨怎么行呢？”，令人驚訝和不解的是國民黨居然不僅立即吸收他入黨，一九七二年蔣經(jīng)國先生還任命李為政務委員，七八年任臺北市長，八一年任臺灣省主席，八八年竟當了總統(tǒng)。

　　雖然李先生做過日本人、當過共產黨和國民黨，為什么又能一路上青天呢？聽說他在沒有掌權時很有討好權貴的功夫。

　　徐慶鐘教授是李在臺大讀書時的恩師，因念其用功又同為“帝大”出身，對其特別關愛。當李因共產黨員被關押審查時，是徐先生冒險保他出來的；當他因強占教授宿舍，被校長解聘逐出校園而失業(yè)時，又是徐先生介紹他去農林廳工作；當他取得博士學位后還是徐先生--當時已是行政院副院長伙同蔣彥士、王作榮等人推薦他入閣。

　　他對上司除阿諛逢迎外，常裝得忠厚老實、謙卑恭儉讓、甚至誠惶誠恐以博取憐憫和同情。當經(jīng)國先生接見時他始終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站立著，對方請他就座時也只敢坐椅子的半邊，當了不管部部長上班簽到時總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最下邊、字跡也比人家小，以示謙恭卑微絕無野心。他曾一再說只想當個基督教的牧師。

　　當他真正當權以后，他內心的高傲偏激、逞強任性、薄情寡義、心胸狹隘的惡習又暴露無遺。當了總統(tǒng)以后，他說除了上帝以外沒有別人，晚年他的恩師貧病交加，他如同陌路，但是他對“臺獨”卻有特殊的感情。

　　他不惜出賣國民黨，利用所有的資源及人民的托付，明目張膽地打擊國民黨元老，分裂國民黨勢力，拉抬扶植民進黨。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九九年總統(tǒng)選舉時，他不推選聲勢較高的宋楚瑜，而故意選民意基礎較弱的連戰(zhàn)，李還故意不讓連宋聯(lián)合競選，反讓他倆“鷸蚌相爭”，讓民進黨漁翁得利，可見李先生出賣國民黨手段之“高明”。國民黨下臺他沒有追究自己的責任或表示一點對黨的歉意，反說是國民黨里出了“歹子”，把責任統(tǒng)統(tǒng)推到連戰(zhàn)身上。難怪搞臺獨的人高呼他為“民主先生”、“臺獨之父”呢！

　　從李先生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多變--參加共產黨又叛變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又叛變國民黨，只有一點沒有變，他就像秦檜、汪精衛(wèi)一樣--賣國沒有變！

　　(美國《世界日報》2001年10月24日；作者：異東／屋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