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廣州6月28日消息：據(jù)《南方周末》報道，應上海方面邀請，6月23日，著名作家龍應臺參加了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的“上�！�臺北城市文化比較學術(shù)研討會”，并作了《臺灣文化政策與世界華文版圖》的學術(shù)報告；6月24日，應上海海峽兩岸學術(shù)文化交流促進會之邀，龍應臺又在上海圖書館作了題為《看不見的城市———上海臺北城市文化比較》的專題演講，兩場演講都吸引了大量聽眾。

　　1997年1月7日，龍應臺在《文匯報》“筆會”發(fā)表了《啊，上海男人》，在上海灘引起了巨大反響，她的作品也開始為大陸讀者所熟悉，時隔四年以后，以《野火集》聞名臺灣的“龍旋風”再次降臨上海并引起文化界的強烈關(guān)注。

　　龍應臺的另一個身份是臺北市文化局局長，據(jù)中新社的消息稱，她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推動上海和臺北兩個城市的文化交流活動。

　　在繁忙的工作間隙，龍應臺接受了本報駐滬記者的專訪。

　　臺灣本土文化的困境記者(以下簡稱記)：您兩年多沒來上海了，現(xiàn)在的這個城市和您第一次來相比有什么變化嗎？

　　龍應臺(以下簡稱龍)：我還沒有時間到街上去走，但可能因為來自臺北的原因吧，還是特別感覺到這個城市之美，她的樹、商店、道路包括飯店中老房子里的熱水銅管的設計之美。而且作為一個作家或者官員，大陸讀者對我的熟悉程度令我本人都感到吃驚，但在臺灣，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大陸人有這樣一個被接受的深度和廣度，對我來說，這里面透露出一種很有意思的訊息。

　　記：近年來，臺灣文化的本土意識日益濃厚，這其中是不是有試圖擺脫與大陸母體文化聯(lián)系的傾向？

　　龍：用“母體文化”這個詞，不但臺灣的所謂“本土教育派”會反對，我也反對。因為這個詞無形中已經(jīng)把大陸文化與臺灣文化放在一個母與子的地位，一個中心與邊緣的關(guān)系地位。不同的文化只有不同的中心而沒有中心與邊緣的問題。

　　在臺灣，文化本土意識增強是一個事實，并且已經(jīng)變成一種意識形態(tài)，但不能簡單地用對或者錯看待這種現(xiàn)象。我尤其希望大陸的知識分子一定要了解她的來源。

　　臺灣1895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她自己的文化被日本的殖民者貶低為二等或次等的；1945年之后，國民黨政權(quán)強力推行中原文化，她的文化又繼續(xù)處于二等或次等的位置，因此在這100多年的時間內(nèi)，當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被統(tǒng)治者都當做二等公民對待的時候，她的文化一定會有所反應。

　　因此，當她以一個非常強烈的態(tài)度進行反彈的時候，其實都是自然的，其次才能談到所謂本土文化意識的問題。

　　但臺灣不能一直停留在反彈的階段，要盡快走過去，心胸開闊地、對等地看整個世界文化，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心態(tài)平和的地方。

　　不了解這個背景，一棍子打下去，就不夠全面。當然我反對“本土教育派”所說的強調(diào)只有本土的東西才是好的、一等的，或者把二等的都推崇為一等的東西，二等的東西在任何文化中都有，不能因為政治的原因把文化變成對峙的關(guān)系，把文化當做政治的人質(zhì)。

　　記：去年10月，臺灣“教育部”與臺北市就采用世界通用的漢語拼音還是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通用拼音”問題產(chǎn)生了較大的爭議。您和臺北市市長馬英九均主張用漢語拼音，而且認為如果采用“通用拼音”將會造成新的“文化封鎖”，這個矛盾現(xiàn)在解決了嗎？

　　龍：現(xiàn)在(臺灣)的做法是一碰到爭議就放到一邊，但是臺灣有所謂的“《地方制度法》”，尤其臺北是“院轄市”，是可以自行其是的，馬市長的態(tài)度是再拖下去的話，我們就按自己的方式做。如果他們決定不做，我們也可以自己做。臺北市文化局是一個有獨立決策權(quán)的文化機構(gòu)。

　　無論是市長還是文化局長都只有4年的任期，可以想象，如果換了一個對我的文化理念完全不支持的市長的話，我相信這4年努力的90%的成果都會被推翻。但是，如果這個社會除了制度之外，社會共識、文化價值的認同本來就很結(jié)實的話，官員的更迭不會對我的付出造成多大的損害。

　　因為目前在臺灣，對于文化的核心價值的認識正處于一個非�；靵y的階段，所以我的所謂的最壞預期極可能發(fā)生。我當然希望馬先生能繼任，這樣就會有8年最基本的時間把最基本的事情落實，有可能的破壞程度就會降到最低點。

　　記：您的國語講得很好，幾乎與普通話沒有什么兩樣。

　　龍：這與臺灣本土文化受壓抑是有關(guān)系的，因為國民黨到了臺灣以后傾全力推動所謂“國語運動”，就是推廣北京話的運動，這就是像我這一代人為什么國語講得好的原因，但造成的另一個后果是我們的閩南話都講不好。我非常反對強硬的語言政策，主張柔性的政策推動。

　　做官就是擁有一種做事的權(quán)力記：你曾在一篇文章中說“許多知識精英一進入政治圈就會失去獨立性”，1999年10月發(fā)表在本報的《迷陽，是荊棘————與我的讀者暫別》一文中，您同樣表示了對個人介入官僚體制的擔心，擔心喪失獨立自由的精神和個人價值，經(jīng)過一年多的歷練，這種擔心和憂慮還存在嗎？

　　龍：可以說這一年半以來我每天都在接受考驗，時刻都在維護我的文化政策的獨立性。到今天為止，馬市長對我支持的承諾做到了100%。我管轄下的美術(shù)館，拒絕市長在那里舉行任何政治宴會，辦展覽可以。像到上海來這么重大的事情，我為什么要來，要做什么事，見什么人，所有的計劃全部是我獨立制作和行使，市長一概不知，我只選擇他應該知道的事情才告訴他。而一般人所知道的官方運作方式是上級指令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就這一點而言，我與馬先生的合作非常理想和難得。

　　有一天我覺得我的獨立性受到嚴重侵犯的時候，我會走的。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碰到這種情況。

　　我作為作家的性格會不會被權(quán)力腐化或改變，我不敢講，等做完了之后我會進行審視，我對自己冷眼旁觀。

　　記：在6月22日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您說“走這一趟(指受馬英九之邀擔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權(quán)力，了解社會，也了解自己”。而《野火集》等作品對整個臺灣的社會批判也引起了各界巨大的共鳴，余光中先生甚至稱之為“龍旋風”，那么您認為作為一個文化局長和作為一個知名作家、學者，這兩種身份哪一個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力更大一些？

　　龍：兩個很難比，如果我想建一個美術(shù)館，我可以寫300篇文章，但可能寫10年也沒有任何事情發(fā)生。但作為局長，很可能就會按我的想法建成了，這種效果是直接的，因為我手中有權(quán)力，做官就是擁有一種做事的權(quán)力。

　　但寫作的影響又遠遠超過做局長。有兩個層面，一是寫作能影響很多人的思維，這是深層的影響，是做官所做不到的。還有一個層面是作為局長我只能影響到局部，可我用文字可以影響到文字所及的所有范圍，我還可以用外文寫作，可以影響歐洲甚至整個西方，超過一個行政職務。

　　文藝復興與文化誤讀記：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國內(nèi)一些大中城市近年流行過所謂的“圣誕節(jié)”、“愚人節(jié)”、“情人節(jié)”等，在臺北也有這種現(xiàn)象存在嗎？

　　龍：在臺灣“圣誕節(jié)”和“情人節(jié)”熱得不得了，以至于我現(xiàn)在正試圖把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找回來。春天時我會把周朝時候就有的休息禮儀找回來，就像每年暮春時的三月三日，孔子帶著學生到水邊去的那種禮儀，夏天的端午節(jié)、秋天的中秋節(jié)等屬于我們傳統(tǒng)的節(jié)日都要找回來，與現(xiàn)代銜接。至于一些諸如蔣介石的華誕等所謂的“政治節(jié)日”根本沒人在過了。

　　記：歐洲漢學會前任主席瓦格納先生1999年在武漢大學演講時說，人的異化問題正在困擾著西方工業(yè)化國家，通過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西方可以找出自身文化出路的途徑，我們自身卻面臨著“麥當勞文化”等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您長期從事跨文化的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何應對這種沖擊，如何進行反思、突圍？

　　龍：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內(nèi)部流通和近親繁殖現(xiàn)象，西方最先進的知識分子早就發(fā)現(xiàn)并試圖尋找出路，中國豐厚的傳統(tǒng)文化對他們來說絕對是很重要的一條出路，他們正在往這個方向找。

　　事實上我們的異化才嚴重，我們的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傳統(tǒng)的陌生才是真正的異化。做一個比較，二十世紀初，梁啟超那一整代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絕對對傳統(tǒng)文化的掌握超過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和學者十倍、百倍。因此當我看到中國學者批判或者夸夸其談地說21世紀是華人世紀的時候，我覺得有些可悲與可笑。因為，你究竟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多少深入的了解都是個未知數(shù)，你憑什么宣稱21世紀是華人的世紀？

　　對待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應該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必須在傳統(tǒng)文化中找到現(xiàn)代語言，找到與全球文化的銜接點，但在找到這個銜接點和轉(zhuǎn)化的可能之前的條件是，必須徹底地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

　　記：您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中講過“中華文化必須經(jīng)過一次浴火重生的文藝復興”，是不是也是上述意思的表達？

　　龍：對，我是這個意思。另外也希望臺北在華文文化版圖里發(fā)揮作用。臺北在華文文化版圖里有著非常獨特的地位，對浴火重生的文藝復興有潛能發(fā)揮觸媒作用。她的人文結(jié)構(gòu)、傳統(tǒng)從來沒有被破壞過，經(jīng)濟的貧富差距很小，市民的平均文化素質(zhì)較高。事實上，有很多臺北以外的城市都在受著她的默默影響，譬如說，流行音樂或者文化商業(yè)。

　　既然我“混”進了政府，當然希望通過權(quán)力使她影響更多的華文文化城市，但是任期很短，精力有限，障礙很大，力有未逮。

　　記：您發(fā)表的關(guān)于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啊，上海男人》等文章都曾引起國內(nèi)讀者的共鳴，但造成文本誤讀的現(xiàn)象也很多，譬如您關(guān)于上海男人的評論其實最初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一種贊美，卻被很多人認為是無端地指責。那么造成這種文化誤讀的原因是什么？難道在臺灣就不存在這種誤讀現(xiàn)象嗎？

　　龍：我不能保證這種誤讀沒有在臺灣產(chǎn)生過，但本質(zhì)性的誤讀不容易產(chǎn)生。因為一個社會，它的體制與價值觀總是有一套語言來反映的，這一點可能與大陸不同。

　　可以舉一個例子：北京曾有一家報紙要求我對上海婦女化妝的看法寫一篇文章，拿這個例子就臺灣與大陸可能產(chǎn)生的結(jié)果進行比較，會發(fā)生比較嚴重的誤讀。大陸開放的評論家會主張婦女應該化妝，用口紅、胭脂什么的；臺灣先進的評論家則會說，婦女不要化妝、不要穿性感時髦的衣服等等，如果說這兩種說法相互矛盾是不對的。

　　大陸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一段特殊的年代，婦女以不化妝、不穿時髦衣服、拒絕所謂資產(chǎn)階級小情調(diào)為時尚，女人穿著中性化甚至男性化傾向明顯，因此后來的改革開放年代婦女重新穿起漂亮衣服、重新追求女性化就是一種解放。而在臺灣一向都是容許、社會也希望婦女化妝，要穿吸引人的衣服，要柔美，前衛(wèi)的女性要打破這種所謂的“時尚”，就穿起平底鞋、破長褲，不化妝，臉上也沒有一點胭脂等等，這也叫做解放。如果不了解反抗什么單純看結(jié)果就進行評論就離譜了。大陸的讀者對我的文本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誤讀，就是因為對我們想要突破、解放的東西的不了解而造成的。

　　上海是我的“假想敵”

　　記：能不能透露一下臺北與上海等城市具體的交流計劃？

　　龍：臺北早就準備好了，我們建了一個文化村，里面有條件很不錯的房子，有生活起居室、活動室、寫作室、廚房、交流廳、展覽廳、畫室、音樂室等，專門讓臺北市的駐市藝術(shù)家居住。世界各個城市的藝術(shù)家經(jīng)過挑選以后，可以來臺北居住三個月。在此期間，我們對他沒有任何要求，如果愿意，他可以演講、座談，可以上電視談自己的作品，與其他藝術(shù)家進行交流。同時這也是一個對等的交流。譬如耶路撒冷，今年他們來3個藝術(shù)家，我們也去3個，到時帶回來他們對以色列文化的認識。這種活動正在有計劃地進行中。

　　為了擺脫歐美文化對我們的主控影響，在交流城市的挑選上，我特別側(cè)重于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如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及亞洲國家。離開歐美文化的奶水，是逐漸建立自己文化主體性的開始。

　　我愿意跟大陸所有城市都建立起一種類似與耶路撒冷、巴黎等城市一樣的交流關(guān)系，目前的打算是挑選上海作為試驗，看看是否可行，第一步就是看能不能彼此交換藝術(shù)家。

　　我有一套完整的計劃，包括博物館專業(yè)人員的互訪等，當然上海最好也有一個與臺北類似的藝術(shù)家據(jù)點，交流應該是對等的。這次來上海是來敲門的，心里沒有底。

　　記：大量的臺灣文化人近年來紛紛外流到上海，就臺北市來說，有沒有詳細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

　　龍：我們編了一個預算，明年要做這個調(diào)查。不只針對這個，還針對整個臺北文化產(chǎn)業(yè)。我們想和上海發(fā)展成一種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關(guān)系�，F(xiàn)在有很多臺北人每每談起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設時，都對其華麗的硬件設施嘖嘖稱羨，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上海是我的城市文化建設的“假想敵”。

　　記：您是站在臺北看待文化建設還是站在整個華文文化圈內(nèi)看待臺北的文化建設？

　　龍：我在考慮臺北怎么看華文文化版圖的問題。臺北要成為像歌德時代魏瑪公國那樣的可長可久的文化重鎮(zhèn)，不能關(guān)起門來做事，這也是我反對用“通用拼音”的原因，我們必須時刻關(guān)注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城市在干什么，不是從華文文化版圖看臺北，而是臺北自身的發(fā)展要走得長遠的話必須有華文文化版圖這個坐標系做參照。(記者朱強)